2014.12.17 總第004期 編輯:蘭臺
說起抗戰(zhàn)的起點,,全面抗戰(zhàn)始自1937年的七七盧溝橋事變。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被普遍視為抗戰(zhàn)的開始,。但,,作為一個時代,,早在九一八發(fā)生之前,中日兩國敵對氣氛的升級,,日本對華侵略政策的形成都已經發(fā)生了,。究其起點,1928年的濟南事變,,才是真正拉開了抗戰(zhàn)時代序幕的關鍵節(jié)點,。 [詳細]
幣原喜重郎出任外相期間,基本繼承了原敬的這一所謂符合華盛頓體系的“協(xié)調外交”。稱為“幣原外交”,。
南京事件使幣原外交面臨極大壓力,。
華盛頓體系下對華溫和的幣原外交
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之后,,華盛頓體系建立,隨著這次會議上《九國公約》的簽訂,,中國的外交進入了一段相對輕松的時期 ,。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歐、美國家鑒于大戰(zhàn)的慘局而產生的恐戰(zhàn)心理,使“和平主義”思潮廣為傳播,。相比之下,日本對中國的獨占性,、排他性和具有軍國主義色彩的外交政策,與戰(zhàn)后的世界政治潮流格格不入。
在華盛頓體系的國際環(huán)境下,日本原敬內閣為了應付一戰(zhàn)后新形勢,“把對華的排外性隸屬化政策改換為用資產階級合理方法來維護帝國主義在華權益的政策,?!?幣原喜重郎出任外相期間,基本繼承了原敬的這一所謂符合華盛頓體系的“協(xié)調外交”。稱為“幣原外交”,。
幣原外交的原則是:“第一,維護和增進正當?shù)臋嘁妗?“尊重各國正當?shù)臋嘁妗?第二,尊重外交前后相承主義,以保持同外國的信任關系;第三,改善對美對蘇關系;第四,對華政策上貫徹“不干涉內政”,。幣原在議會上曾多次表示對中國沒有領土要求,只希望兩國“共存共榮”,特別是兩國經濟關系自由無阻的發(fā)展。
南京事件使幣原外交無以為繼
自幣原喜重郎1924 年6 月就任日本外相以后,,以“不干涉內政”為核心的日本對華政策得以確立,。以幣原外交政策為出發(fā),1925年召開的北京關稅特別會議上,日本代表首先表示“同情和了解”中國關稅不自由的痛苦,愿意加以“友好的考慮”,。會議最后在裁撤厘金條件下,同意中國自1929年實行固定稅率,。
幣原外交于1927 年3 月南京事件發(fā)生時受到了嚴峻考驗。1927年3月,,北伐軍攻占南京,。在占領南京后,發(fā)生了一系列北伐軍人和當?shù)亓髅⑴c的暴力排外事件,。外國使館,、學校、商業(yè)機構和住宅遭搶劫,造成各國外僑9死8傷,,其中死者包括一名日本人,。日本領事館也在事件中遭洗劫。事件發(fā)生時,,英美軍艦以護僑撤退為名發(fā)炮轟擊南京城區(qū),造成中方北伐軍及平民傷亡約百余人。
在北伐軍士兵闖入日本領事館搶劫財物,,并傷及領事和日本僑民時,,日本海軍陸戰(zhàn)隊遵照政府的訓令,沒有進行抗擊,,并拒絕參與英美軍艦炮擊南京城的行動,。當英美打算采取強硬手段來對付蔣介石時,幣原更是力排眾議,,認為: “解決當前危機的首要關鍵,,就是要同情中國的國民運動,使各國對國民革命軍不致喪失信心,,從而免使各國共同出兵干涉,。”并反對在南京事件的處理上將蔣介石逼入絕境,。
但幣原外交一直以來都受到日本國內軍人,、民族主義者和軍國主義份子的強烈反對,認為這一外交政策過于軟弱,,是“屈辱”,。南京事件的爆發(fā),給力他們一個全力打倒幣原外交的機會,,這一次連輿論也站在反對者一邊,。
多年后的二戰(zhàn)甲級戰(zhàn)犯重光葵在戰(zhàn)后反思日本的戰(zhàn)爭之路時特地提到了南京事件造成的結果:“蔣介石的國民軍北伐到處勝利,也到處惹出了問題,。在容共聯(lián)蘇的政策之下,,由蘇聯(lián)顧問訓練的軍隊已經赤化,蹂躪外國權益,,鎮(zhèn)壓土豪劣紳,。其結果,無論在漢口還是南京,,都發(fā)生了大掠奪,;在南京的英美軍艦向中國軍隊開炮。南京的情況很悲慘(一九二七年二月),。但是對日本領事館的暴行行為當時并沒有引起日本軍艦開炮,。荒木海軍少尉負責領事館的守備,后來感到未能完成任務而自責剖腹自殺,。此時,,日本輿論激昂起來,認為日本蒙受屈辱,,都是幣原外交的結果,,于是對政府的譴責達到了白熱化了。反對黨抨擊政府的不抵抗主義的政策,,并主張應在當?shù)乇Wo僑民,,必要時應斷然派兵;而僑民從危險地區(qū)撤退,,有失國家威信,,也喪失權益?!?/p>
是時恰逢日本國內的股票慘跌,一大批銀行停業(yè),著名的臺灣銀行因過度放貸也陷入危機,。內閣欲以緊急敕令增加2億日元救濟,但緊急敕令在樞密院審查時遭到否決。在這次救濟臺灣銀行的經濟問題審查上,幣原的反對者卻把經濟危機的原因歸結到了八竿子打不著的對華政策上,。政友會與樞密院顧問官伊東巳代治批判幣原對華外交“無一定方針,對居留民保護不周,多年以來在中國刻苦勤奮之居留民,橫遭暴民掠奪,喪失財產”,,“總之吾敢斷言,今日之危機,乃現(xiàn)內閣內政外交失敗之結果”。這個演說不顧事實,且離開主題,但樞密院仍予認可,否決了緊急敕令案,。無法度過危機的內閣倒臺,,對華溫和的幣原外交告以中止。
田中的對華政策與幣原外交時代相比,,直接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
田中義一上臺后對華政策采取積極干預的路線,。
田中義一決定介入中國局勢 采取斷然措施
接替組閣的,是田中義一大將,,他擔任首相并親自兼任外相,。他竭力推行“積極對華政策”。
田中義一的大名在中國人中可謂盡人皆知——那份真假難辨但又臭名昭著,,主張“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田中奏折》,,正是傳說此人所寫。他的對華交策略的主要內容是:第一,日本將實行把“滿蒙”與中國區(qū)分對待,,并直接插手控制整個滿蒙,。他的《對華政策綱領》(這個文件不是《田中奏折》,,是真實存在的)規(guī)定:“鑒于日本在遠東的特殊地位,對中國本土及滿蒙自不得不有所不同?!薄叭f一動亂涉及滿蒙,治安混亂,我國在該地的特殊地位,、權益有遭受侵害之時,不管來自何方,均將予以防護?!钡诙?日本將對中國內部事務實行武力干涉的方針,。《綱領》規(guī)定:日本在華權益和僑民生命財產有受非法侵害之時,“將斷然采取自衛(wèi)措施”,。
田中的對華政策與幣原外交時代相比,,直接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
但早期的同盟會與很多日本朝野人士私交甚篤,日本在辛亥革命中曾給革命黨很多援助;日本在20年代又采取了溫和的幣原外交政策,因此在列強當中國民政府一向將日本視為最有可能合作的國家,。外交工作的重點,在“清黨”與蘇聯(lián)決裂后,,就轉到了日本身上,。
下野后的蔣介石于1927 年9 月29 日訪問日本。田中義一在其青山私宅與蔣會談約兩小時,。蔣介石明確表示,,“中國國民革命軍以后必將繼續(xù)北伐,完成其革命統(tǒng)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钡镏性偃齽窀媸Y介石: “當此之際,,從大局著眼,應以先行整頓江南為當務之急”; “一俟基礎鞏團,,方可著手北伐,,這樣部署,仍為最好的辦法”,。他要蔣介石“不必過分著急于北伐,,首先在于鞏固自己的地盤。北方張,、閻,、馮的爭斗,可讓其自找歸宿,,還是放任不管為上策,。……應該專心致力于南方一帶的統(tǒng)一,?!碧镏忻鞔_告訴蔣: “列強里面,,在貴國最有利害關系的是日本,日本對于貴國的內亂固然可以一概不予干涉,,但共產黨如在貴國得勢,,便斷難袖手旁觀。根據這一道理,,反對共產主義的您如能鞏固南方,,這對日本來說,乃是最大的期望,?!碧镏羞€明確告訴蔣要尊重日本在東北的利益: “人們動不動就說日本援助張作霖,這完全不合事實,。日本絕對沒有支援過張作霖,,不用說是物質,就是替張說話等等也從來沒有過,。日本的希望,只在于滿洲的治安得到維持,,便已安心了,。”
田中義一的話雖然客氣,,但傳達了再明確不過的信息,,就是南京政府應將勢力范圍限定在長江以南,不應繼續(xù)北伐,,滿洲是日本的勢力范圍,。故蔣介石在此次會談后斷言田中“毫無誠意,中日亦決無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許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將妨礙我革命軍北伐之行動,以阻中國之統(tǒng)一”,。
至此,,從辛亥革命到北伐,一個革命建國的時代走到尾聲,。從濟南事變開始,,經歷皇姑屯、九一八,、一二八,、長城抗戰(zhàn)直到七七事變,中日逐步從對抗走向全面戰(zhàn)爭,。我們的抗戰(zhàn)時代,,就此拉開了帷幕,。。
濟南事變的發(fā)生迫使北伐軍改道,。
事變爆發(fā)前雙方似乎不會發(fā)生沖突
話雖如此,,但國民黨在繼續(xù)北伐的同時,,已經做出全部努力,試圖使日本保持對中國革命的中立立場,。早在1927年北伐軍進逼山東時,北洋軍望風先退,剛上任的田中即曾出兵干涉。蔣介石懷疑此次日本仍會出兵,故在軍事行動開始之前加緊對日進行解釋工作,,從日本方面的反應看,,似乎起到了部分效果。
1928年3月8日,蔣在上海接見日本記者時,首先表示國民政府甚愿與日本解決南京事件的懸案,接著即強調真正的中日親善只有在中國統(tǒng)一之后才能達成,而繼續(xù)北伐正是統(tǒng)一中國的必經之途,。同時,外交部長黃郛也代表蔣表明南京希望日本在北伐軍進入山東時不要出兵干預,。黃甚至說,假如日本真的出兵,也希望日軍不要阻撓北伐軍的軍事行動。
日本軍事情報人員,、當時以日本使館代理武官身份活動的佐佐木到一中佐,曾親自向蔣介石轉達田中的口信:“日本政府不阻止革命軍的行動,你對北京的行動可以安心?!庇写诵畔?蔣想必認為田中當時所謂不擬介入的中國“內爭”,一定是包括了中國關內的全部。
為了展示日本政府的意志,,田中內閣以就地保護山東居留民為借口,于4 月17 日決定第二次出兵山東,。
26 日日軍進入濟南并立即在濟南城內設置警戒區(qū),,并構筑工事。4 月28 日,,第六師團長福田向蔣介石遞交了聲明書,,“謂膠濟路與日僑之生命財產及日本之經濟,均有關系,,不許任何方面軍隊破壞云,。”日方還強調,,由于“日僑皆集濟南商埠區(qū)內與正金銀行及領館,、病院附近”,禁止中國軍隊進入商埠區(qū),。蔣介石相應下令第一集團軍所部“暫勿入商埠區(qū),,及保護外人銀行,、領館、病院,,對于膠濟路亦毋庸破壞,,避免其藉詞沖突”。
即使在日軍正式出兵后,蔣也獲悉佐佐木的上司日軍參謀本部的松井石根將軍將身往濟南晤蔣以防止中日沖突,。并且,日本駐上海領事矢田也曾向黃郛保證,到濟南的日軍“決不袒奉”,。因日本外交部與軍部有嚴肅約定,日政府既已對國際發(fā)表出兵僅為護僑的聲明,則此事與“對歐美信用有關”,日必遵守。黃也知道日本文官未必就能控制住軍方,故認為矢田之言“未可深信”,。但文官的態(tài)度終究提示事尚可為,。
北伐軍進兵山東時,蔣介石將佐佐木帶在總部隨行,。由于有上述的許多準備,且毫無理由不相信佐佐木所傳達的田中口信,蔣在北伐軍占領濟南的當天就親自進駐濟南,。而且蔣所在的總部與北伐軍大部隊恰恰是被日軍駐地分割開的。當40軍軍長賀耀祖警告蔣說局勢尚十分危險時,蔣告以佐佐木會負責協(xié)調雙方以防止沖突,可不必顧慮,。
事實上,,5月1日,北伐軍第三師攻克濟南,,5月2日上午,,蔣介石入城。在此過程中,,日軍并未對北伐軍的行動有所影響,。蔣介石遂派人請日本駐濟南總領事來總司令部談判,計劃“令日軍撤除一切防御工事”,。當日夜里“日軍即撤消鐵絲網,、沙袋及警戒兵”,同時,,躲進日軍警戒區(qū)的日僑見局勢穩(wěn)定也開始陸續(xù)回到原住處,。
事變爆發(fā)蔣介石臨時改變計劃
不料次日,濟南慘案爆發(fā),,持續(xù)數(shù)天,。日方死亡的軍人達230名,平民16人,中國方面死亡高達3000人以上,雙方負傷者更多。中國外交人員蔡公時等17人也遭日軍殺害,。慘案爆發(fā)的具體因素,,我們下期再談。
5月18日,,日本政府借機向中國南北雙方提交了一份文字相同的最后通牒,其中強調了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利益,。這揭示出日本真正在意的生命線其實還是在東北利益。但是日本軍人的意圖不止于此,,他們更想要“振興日本軍人精神,鎮(zhèn)懾中國人,并讓外國人(按指歐美人)牢記日本軍隊的決心”,。日本軍人的這種激進極端的思路與做派往后發(fā)展成軍部不受政府控制的的“獨走”,。成為一再擴大侵華的動力源。
與日本軍人相反,蔣介石在事發(fā)之后仍極為克制,因蔣的所有計劃均建立在中日沖突可以避免或至少限制在極小范圍的前提之下,他曾力圖就地解決此一沖突,。事情既然不能解決,蔣就不得不放棄奉行已久而且在國民黨中也頗有爭議的與日本保持工作關系的取向。由于感到被日本人出賣了,蔣召見佐佐木并向他宣布,國民革命軍將來與日本軍不能提攜,。日本人既已不可信任,北伐途次有可能再次發(fā)生中日沖突,,在全面權衡利弊之后,蔣命令所有的黃埔軍撤出濟南地區(qū)并且退到徐州以南,而讓其他的北伐軍繞道進軍北京。
濟南事件影響最深遠的后果是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從此中國民族主義抗御外的使命就壓倒了其民族國家的建設,。
濟南事變帶來的中日交惡開啟抗戰(zhàn)時代。
中日分道揚鑣抗戰(zhàn)的歲月來領
濟南慘案及之后蔣介石的決定,,標志著蔣放棄了親自領兵打入北京的計劃,也意味著蔣決定暫時延緩對北方的控制,而集中全力于鞏固在南方的統(tǒng)治,。這對以后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影響極大。
濟南事件影響最深遠的后果是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從此中國民族主義抗御外的使命就壓倒了其民族國家的建設,。濟南事件后,對外事務在影響中國內政發(fā)展進程方面作用更大,而外交也就成為新當權的國民黨的當務之急,。蔣介石指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外交。
蔣介石于濟南事件后不久給蔡元培的一封電報中強調了教育是救亡最重要的手段,并主張速編國民黨的教科書以強迫發(fā)行之,。然后,他更明確提出:“教科書之精神,其一即為國恥……其次乃為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再次則為本黨之歷史與國民革命之意義,。”這說明他已經意識到,外患的深重會壓倒民族國家建設的工作,。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后來之所以大部未被實施,當然原因甚多,但抗御外辱不得不放在首要的位置恐怕是一個重要因素,。
國民黨的外交重心也轉移了。濟南事件粉碎了國民黨對日工作的全部希望,,使國民黨放棄了以日本為外交中心的取向,國民黨人也開始學起袁世凱的策略,將中日事件大肆曝光,。蔣指示南京政府將“事實宣告全世界”,。國民黨上海黨部立即成立了一個專事針對日本的國際宣傳部門。以反帝為標榜的南京政府并直接訴諸帝國主義控制的國聯(lián),。國民政府越來越注重借助成熟的國際體系牽制日本的步步緊逼,。
而與之相反,自我否定了幣原外交的日本,,在對華關系上越發(fā)走向排他性,、獨斷性,越發(fā)試圖在華盛頓體系之外解決問題,,排除英美等世界各國力量單獨處置中國事務,。
這也使日本逐漸從“帝國主義列強”的群像中走出來,在中國民眾心目中日漸清晰地成為面目可憎的中國頭號敵人,。
濟南慘案在日本國內也激起了反華的輿論浪潮,。據駐日特派員殷汝耕報告: “此間關于濟南消息日漸具體化,。我軍對日僑剝皮、割耳,、挖眼,、去勢、活埋,、下用火油燒殺,、婦女裸體游行當眾輪奸等事,日人言之鑿鑿,,其所轉載京津,、倫敦、紐約各外報亦均對日同情,,歸咎于我,。一般空氣異常激昂,認為巴黎,、華府會議以來,,華對日極輕蔑,從前如關稅會議及不干涉主義一類軟和外交方針不特不能見好華人,,而反遭辱,。日人憤懣之情將因此次濟案勃發(fā),陸軍系更肆煽動,,頗欲乘機攫奪,。”
國民黨與日本兩方同時在宣傳上極力渲染己方的無辜與對方的野蠻獸行,,雙方國民的民族情緒均經此一事變被點燃,。在中國,甲午以來一系列在日本身上遭受的恥辱記憶被再次喚醒,,民心激憤,。在日本方面,之前連續(xù)幾年的幣原外交被視為軟弱恥辱,,而經此事變,,令日本民眾認為,幣原外交的對華示好不但無用,,反令中國政權以為日本軟弱可欺,,同樣民情激蕩。雙方終于背道而馳,,相互仇視的情緒擴大到兩國民間,。
至此,從辛亥革命到北伐,一個革命建國的時代走到尾聲,。從濟南事變開始,,經歷皇姑屯、九一八,、一二八,、長城抗戰(zhàn)直到七七事變,中日逐步從對抗走向全面戰(zhàn)爭,。我們的抗戰(zhàn)時代,,就此拉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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