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本案系最高人民檢察院依法指定杏花嶺人民檢察院辦理的案件,。哪怕從社會影響等方面考慮,，如果由杏花嶺檢察院辦理確有不便或容易給人以不公正的猜疑,，而需要另行指定其他檢察院辦理的話，那么也只有最高人民檢察院有權(quán)作出這樣的決定,。作為被指定的辦案機關(guān),，杏花嶺檢察院是無權(quán)拒絕履行職責(zé)的，否則就是玩忽職守,。而且一旦指定了杏花嶺檢察院辦理此案,，在沒有撤銷該指定之前，(或者依網(wǎng)上的說法,，在沒有作出“回避”決定之前)杏花嶺檢察院必須不得停止偵查行為,，直至接到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決定為止。這也是我國刑事訴訟法明文規(guī)定的,。例如作為一個公安人員在抓小偷,，跑到跟前一看是自己的同學(xué)，不能聲稱說“我要回避”就停止抓捕行為,。
四,、抓捕方式是否過分
本案抓捕是偵查人員謊稱地板漏水，以進入住宅履行抓捕公務(wù)的,。有部分網(wǎng)友認(rèn)為這比較過分,。其實這不但不過分，相反正是一種偵查技巧,。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不驚動犯罪嫌疑人的情況下,，確保和平地、順利地執(zhí)行公務(wù),。而如果真實地說明抓捕意圖,，則容易引發(fā)一些不可預(yù)測的事件。例如當(dāng)事人逃跑,、自殺,、呼喚他人幫忙拘捕等?；蛘弋?dāng)事人在室內(nèi)拒捕,，不開房門，也難免需要采取一些暴力措施,，也容易擾民,，甚至引起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的不理智行為。對犯罪嫌疑人而言,，這樣的和平進入方式,，也把對她的社會影響降低到了最低限度，有利于保障她的人權(quán)。因為強制措施只是臨時的偵查需要,，并不是最終的定案,，是否真正有罪，還需要法庭的生效判決,，所以在此之前,，能不擴大影響盡量不擴大影響，是偵查的一個規(guī)范,，是對犯罪嫌疑人人權(quán)的尊重和保障。
本案偵查人員進入住宅后,，立即口頭表明了身份,，并出示了法律文書，程序是完全合法的,。并無法律規(guī)定表明身份必須以出示工作證的形式,，事實上在實施抓捕這樣的行動的過程中，司法實踐中更多的是口頭表明身份,。只有在審訊等等比較從容的情況下,，條件才允許斯條慢理地出示證件。就象我們在電影中經(jīng)?？吹降囊粯?，在抓捕時，往往只需要(條件也只允許)大喊一聲“我是警察”,。至于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指定管轄法律文書,，并不需要向當(dāng)事人出示。從法律文書的對人效力來說,，任何一個最基層的公安,、檢察機關(guān)作出的拘留、逮捕決定,，都在全國范圍內(nèi)有效,。
綜上所述，從目前報道的情況來看,，杏花嶺檢察院的偵查活動是合法的,，并無可指責(zé)之處。我們相信并且期待著案件總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時候,。當(dāng)然，如果最高人民檢察院認(rèn)為隨著事態(tài)的進展,，另行指定其他檢察機關(guān)辦理此案更為合適,，這樣也許更有公信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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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曹呈宏
編輯：
張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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