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匆匆間,，戊戌變法竟然迎來了雙甲子紀年,。這是中國踏入近代門檻之后最具有政治意味的變革，可惜僅僅進行了一百天就匆忙收場,，而且給后世中國的變革預設了極大困難,。痛定思痛，研究者乃至一般讀史人無不以為戊戌維新運動的失敗,，主要是因為黨爭,，因為守舊力量太過強大。我個人在過去幾十年讀史生涯中也這樣認為,，但在最近幾年開始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并不認為黨爭是戊戌變法歸于失敗的終極原因。

本文摘自：搜歷史,，作者：馬勇,，原題：馬勇 | 戊戌變法失敗，真是因為守舊黨的破壞嗎,？

我思故我在

但凡有人群的地方,，一定會有不同的看法，會有爭論,，甚至有基于利害沖突的爭論,。所謂黨爭，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不過,，在傳統(tǒng)中國皇權一元體制下，任何黨爭,，都是皇權之下的爭論,，不在皇權之上，更不會影響皇權的行使,。戊戌年，甚至戊戌前后,，類似的爭論,、沖突并不止一起,，但在維護皇權根本利益上，爭論的雙方甚至多方并無根本不同,，更不是你死我活,。而且，許多爭論得以記錄,、留存,，主要是因為記錄者、留存者內心深處有一個黨爭的古老記憶,。

按照康有為的說法,，戊戌年的黨爭從一開始就存在，而且愈演愈烈,。戊戌正月初三（1898.1.23）,，總理衙門通知康有為第二天接受王大臣面詢。翌日下午三時,，康有為如約前往西花廳,，與榮祿、李鴻章,、翁同龢,，以及刑部尚書廖壽恒、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等談話,，康有為乘機將先前沒有送上去的《上清帝第五書》直接呈交給政治高層,，并洋洋灑灑談了自己對政治、外交,，乃至經濟政策,、貨幣政策的看法。但這些看法并沒有獲得大臣們的積極回應,，相反,，翁同龢當天的日記卻說：“傳康有為到署，高談時局,，以變法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練民兵,，開鐵路，廣借洋債數(shù)大端,?？裆酢?rdquo;康有為素來將翁同龢視為知己，視為恩人,，而翁同龢在日記里這樣記錄,，讓康有為無論如何也想不到。

康有為不認為翁同龢是變革的反對者,，他從一開始堅信在中央層面,，在滿人中間，最有力的反變革者無疑當屬榮祿,，所以在康有為終生敘事中,，榮祿在任何時候都是一個頑固派的角色。在西花廳晤談時,，榮祿曾好意提醒侃侃而談的康有為,，在注意變法的同時，也要注意不變,，至少在目前歷史條件下,，“祖宗之法不能變”。而康有為聞言則毫不客氣懟了回去：“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時制宜,，誠非得已,。”（《康南海自編年譜》，37頁）

榮祿

對于榮祿,，康有為有一肚子不滿,，又過了一段時間，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康有為在朝房等待光緒帝召見時,，又與榮祿不期而遇。榮祿剛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前來謝恩,。春風得意的榮祿問康有為：“以子之槃槃大才，亦將有補救時局之術否,？”

康有為重申這幾年的思考,，答曰非變法不可。

榮祿再問：“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卷一,，354頁）

康有為直截了當?shù)卣f：“殺二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則新法行矣。”（曹孟其：《說林》,，《戊戌變法》卷四，322頁）

康有為與榮祿這幾次一問一答,，據(jù)康梁說結下了后來仇恨的梁子,，是戊戌年黨爭激烈化的一個外部原因，以至于康有為亡命出逃時,，還要反復斟酌榮祿坐鎮(zhèn)天津這個因素,。康有為說當時友人黃仲弢勸他取道山東出逃,，不要取道榮祿所在的天津,。而康有為偏偏深諳“哪里最危險哪里最安全”的道理，直奔天津,，結果有驚無險順利出海逃亡（《康南海自編年譜》,，66頁）。

榮祿在康有為,、梁啟超的概念中,，屬于守舊勢力的代表，是慈禧太后的干將,。在他們的意識中,，光緒帝代表著正確的方向，可惜皇帝身邊缺少干才,，僅有的一個翁同龢,，還在新政剛開始就被干掉。在康梁看來,，這也是黨爭導致變法失敗的一個例證,。

翁同龢被開缺時在新政開始幾天，四月二十七（6月15日）的朱諭上指責他“每于召對時,，咨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于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任樞機重任。”這是很嚴重的指責,，如果屬實,，足以嚴辦，可是上諭中卻說翁同龢的這些問題本應查明究辦，予以嚴懲,，然而念其在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忍遽加嚴譴，最后的決定仍是將他開缺回籍,，以示保全,。

翁同龢

毫無疑問，翁同龢在變法之初被突然罷官并不是一件尋常的人事案,。同僚張蔭桓獲知此事的反應是“駭甚,。”（《張蔭桓日記》，537頁）,。官場上的一般輿論則以為翁同龢開缺回籍表明慈禧太后與光緒帝的矛盾公開化,，不可調和，因為翁同龢當了光緒帝二十多年的師父,，關系密切,，以這種關系和身份，翁同龢,、張蔭桓極力舉薦康有為,，引起守舊大臣的警惕，認為他們將結成朋黨,，蠱惑皇帝實施變法,，而此時慈禧太后已經答應光緒帝，“不禁皇上辦事”,，這樣的背景下,，先在新政實施之前開缺翁同龢，是給光緒一個警示,，提醒他注意分寸,。（《清廷戊戌朝變記》，《戊戌變法》卷一,，332頁）這是最典型的說法,，以為翁同龢開缺是慈禧太后、光緒帝,、恭親王一系列復雜關系的必然結果,，是戊戌年最大的黨爭。

其實,，這些討論差不多都來自外部與傳聞,，缺少“親歷、親聞”第一手資料,。與翁同龢有過直接交往的外交官普遍認為,，將翁同龢免職不是削弱光緒帝的權力,，更不是保守派對革新者的打擊。恰恰相反,，清除了翁同龢這個極端的保守主義者,，是為清政府將要進行的改革掃清人事上的障礙。完全可以相信,，沒有翁同龢的新政府在光緒帝帶領下和慈禧太后協(xié)助下,，一定會采取許多有意義的改革。美國新任駐天津領事向美國國務院報告稱,，被開缺回籍的翁同龢多年來一直身居要位,，且深得皇帝寵信。他相當誠實,，心地善良，但極端排外,，“是頑固派中的頑固派”（《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699頁）。

英國公使竇納樂則根據(jù)自己的經歷表示翁同龢出局不會影響中國的改革,，恰恰相反,，他的出局是為改革力量掃除了一個堅定的、受人尊敬的保守派,。他說,，翁同龢“是守舊派，他的影響是不變地來反抗革新及進步,，在緬甸邊界及西江交涉里,，顯著的我發(fā)現(xiàn)他是極端地妨礙一切，但是后來我看他是在改善了,。至于個人方面,，他是受人尊敬的，有學者風度的,，——一位守舊的中國政治家最優(yōu)美的典型,。”（《戊戌變法》卷三，544頁）

與翁同龢有很多直接交往的赫德也表達了類似看法,，以為翁同龢總體上說代表了舊的方面,，他的出局有助于改革。赫德說,，翁同龢被開缺回籍是一件意味深長的事件,，“它意味著一種過于守舊的政策的放棄。這可能表明了宮廷內的爭吵,，皇太后要廢掉光緒皇帝——但是中國人說并非如此,。我為可憐的翁老頭難過,。他有很多卓越的見解，但是據(jù)說他利用了作為太傅的職權,，過多地干預了這位皇帝關于實行民眾參政的主張,。可惜的是,，這位皇帝沒有把它實行得更溫和一些,。”（《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106頁）

于有疑處不疑

同樣一件事,，站在不同的立場,，就會有不同的觀察,。因此討論戊戌年的黨爭,，探究黨爭與戊戌維新失敗的關聯(lián)，如果僅僅從康梁視角予以討論,，可能也并不一定就是真相,。胡適說，“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按照這個思路去探究歷史上的恩怨情仇，我們一方面應該依據(jù)史料揭示真相,，另一方面不能夸大矛盾,，夸大分歧，不要將一般性分歧,、不一致,，看作不可調和的生死沖突。比如慈禧太后與光緒帝之間,，康梁以及后來許多研究者都將他們戊戌年的分歧上升到你死我活,，其實如果仔細閱讀相關史料，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反證,。

梁啟超,、光緒、康有為合影,，此照系合成，梁啟超終生未曾與光緒謀面,。

王照在戊戌年是康梁的鐵哥們,，但是他對康梁等人鼓吹的帝后沖突并不以為然,。王照認為,，在當時大清王朝體制下，本不存在什么帝黨與后黨,，慈禧太后與光緒帝即便在某些問題上有分歧,，那也只不過是帝王家中的內部糾紛，并不會影響他們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看法,。對于晚近以來的中國變革,，王照強調慈禧太后從來都是堅定的支持者,，如果沒有她的支持,，一切都無從談起,。至于慈禧太后的問題,，王照認為“太后本是好名之人,，若皇上竭力尊奉,，善則歸親，家庭間雖有小小嫌隙,，何至不可感化？”（《戊戌變法》卷二,，355頁）所以王照并不認為兩宮沖突你死我活,。

認同這個看法的還有譚嗣同。作為“高干子弟”,，譚嗣同并不相信外間八卦傳聞,，不相信宮廷沖突，只是康梁等人不斷在他耳邊嘀咕,，特別是因為光緒帝命他起草設置懋勤殿文件時,，囑其參照“雍正、乾隆,、嘉慶三朝開懋勤殿故事,，擬一上諭，將持至頤和園,，稟命西后,，即見施行。”（《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73頁）光緒帝并無特別用意的交代卻引起了譚嗣同的極端注意，康梁等人關于兩宮沖突的傳聞似乎得到了證明,。這是譚嗣同思想認識的一個巨大轉變,，也是他開始認同康有為對時局的判斷,，以及“圍園劫后”方案的開始?？涤袨楹髞砘貞浄Q,，“先是語復生以上無權，榮祿不臣,，復生不信,，至是乃悟。”（《康南海自編年譜》,，57頁）

譚嗣同

譚嗣同畢竟是一個充滿理性的政治人物,，當他帶著這個意識夜訪袁世凱，尋求幫助時,，袁世凱明確表示,，“皇太后聽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難,，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義為訓誡,，如令以作亂,，必不可行。”至于兩宮不和,，袁世凱也不相信,，又詰以兩宮不和，究由何起,？譚嗣同說：“因變法罷去禮部六卿,，諸內臣環(huán)泣于慈圣之前，紛進讒言危詞,，懷塔布,、立山、楊崇伊等曾潛往天津,，與榮祿密談,，故意見更深。”

袁世凱聞言表示：“何不請上將必須變法時勢,，詳陳于慈圣之前,，并事事請示,；又不妨將六卿開復,，以釋意見；且變法易順輿情,，未可操切,，緩辦亦可,，亦何必如此亟亟，至激生他變,？”（《戊戌日記》,，《戊戌變法》卷一，553頁）很顯然,，袁世凱并不認為兩宮之間勢同水火,，非此即彼。

對于袁世凱的分析,，譚嗣同是認同的,，因而他回去向康梁等人報告后，“圍園劫后”方案事實上已經成為往事,，成為一場根本就沒有機會執(zhí)行的政變,。不過，譚嗣同提及兩宮矛盾因禮部六堂官集體開缺所引發(fā),，這件事或多或少確實反映了戊戌年黨爭的本質,。

禮部六堂官開缺主要是因為他們扣壓了禮部主事王照寫給朝廷的建議書；他們之所以扣壓建議書,，主要是因為他們發(fā)現(xiàn)王照建議皇上奉皇太后圣駕巡幸中外,，合萬國之歡心以隆教養(yǎng)，借鑒各國經驗,，推動中國改革,。并建議慈禧游歷鄰邦可以從日本開始。

慈禧,、光緒

王照的建議用心良苦，據(jù)他自述,，他建議把慈禧奉為變法的主導者,，是為了迎合慈禧“好名”的性格特點，同時把慈禧拉到變法陣營,，防止守舊派打著她的旗號,，對新政陽奉陰違，至于建議慈禧出訪鄰邦,，則是“架空之論”,，目的不是引起兩宮之嫌隙，而恰恰是調和之術,。（《戊戌變法》卷二,，355頁）他的目標本來是對著康有為，但在禮部六堂官看來確屬大逆不道,，過于荒唐,，是置皇上,、皇太后安危于不顧，特別是建議太后皇帝出訪日本,，日本那地方素多刺客,，李鴻章和俄國皇子尼古拉都險遭不測，王照這個建議實在是“用心不軌”,，因此他們拒絕轉達王照的建議,，而他們對王照上書的截留違背了當時光緒帝下詔求言的精神，王照由此鬧起來,，事情越鬧越大,，直至六堂官被罷免。（《康南海自編年譜》,，61頁）

平心而論,，光緒帝對禮部六堂官擅自截留上書而憤怒可以理解，但從六堂官的立場看,，也很難說他們的截留毫無道理,。就事論事，這只是各自理解不同,，似乎很難據(jù)此斷定改革與保守,，更很難說是有意的黨爭。

類似的情形在戊戌年還有不少,，比如康有為以宋伯魯,、楊深秀的名義狀告許應騤思想守舊，阻撓新政,，外交失禮,；而許應騤在“明白回奏”時接受剛毅的建議反攻為守，狀告康有為夤緣要津,，攀附權貴,，擾亂政治。再比如康有為與剛毅等關于科舉制存廢的爭論,，如果一定要說屬于黨爭,，是戊戌維新運動失敗一個原因未嘗不可，但說戊戌失敗主因就是守舊勢力太過強大,，現(xiàn)在的研究似乎不愿再提供學術支持,。

政變傳聞愈演愈烈時，維新青年張元濟第一個反應就是趕赴賢良寺,，請求李鴻章出面保護光緒帝不要受到傷害：“設將變法之事遽行停罷,，甚或對皇上別有舉動，恐非社稷之福。中堂一身系天下之重,，如能剴切敷陳,，或有轉移之望。”久經風云的老政治家李鴻章并沒有表態(tài),，他只是對張嘆息：“小孩子懂什么,。”（張樹年：《張元濟年譜》，28頁）

李鴻章的嘆息可用作多種解釋,，既表明李鴻章對已經發(fā)生和將要發(fā)生的一切有足夠了解,、認知，甚或預示著李鴻章在這一系列的變動中可能也發(fā)生過某種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仔細體會李鴻章的嘆息，也可以感到真正的歷史可能并不那么簡單,，并不是好人與壞人之間的正面沖突,、斗爭。想象的保守派可能并不保守,，一心救主的康有為很可能被自己的想象拖著走,。多年后，嚴復有一反省,，說得不太好聽,，但大體合乎實際：“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無康,、梁,，其母子固未必生釁,，西太后天年易盡,，俟其百年，政權獨攬,，待起更張；此不獨其祖宗之所式憑,，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處之地位為何如,，所當之沮力為何等，鹵莽滅裂，輕易猖狂,，馴至于幽其君而殺其友,，己則銷匿海外，立名目以斂人財,，恬然不以為恥,。夫曰保皇,，試問其所保者今安在耶,！必謂其有意誤君，固為太過,，而狂謬妄發(fā),，自許太過，禍人家國而不自知非,，則雖百儀,、秦不能為南海作辯護也。”（《嚴復全集》卷八,，311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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