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難時期,，也是中國對外援助最踴躍的時期之一,。1962年,，在嚴峻的國內(nèi)外形勢下，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穩(wěn)妥務實的對外工作主張,，包括對外援助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結(jié)果被批判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一次防“左”糾“左”的嘗試失敗了
★ 本刊記者/羅雪揮
“1961年的元旦社論顯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少有的低調(diào)，與前一年相比,，對國內(nèi)形勢的分析不僅篇幅增加,，而且也務實得多。社論承認‘農(nóng)業(yè)兩年歉收’,，1960年‘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計劃和依靠農(nóng)業(yè)供給原料的輕工業(yè)生產(chǎn)計劃都沒有能夠完成’,。”
這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牛軍在其文《1962:中國對外政策“左”轉(zhuǎn)的前夜》中的引述。
1962年無疑是共和國史上最為復雜敏感的年份之一,。饑荒的陰霾猶存,，處于全面衰退中的國民經(jīng)濟尚無大的起色，凋零的部門起初是農(nóng)業(yè),，后來逐步蔓延到輕工業(yè),、重工業(yè)。就國際環(huán)境而言,，周邊事件層出不窮,。中國和印度的邊界紛爭升級，1962年,，中蘇關系的驚天大事,，則是新疆伊犁地區(qū)6萬多名中國居民大規(guī)模外逃到蘇聯(lián)；而在東南沿海,，蔣介石政權(quán)則趁大陸經(jīng)濟衰退,，籌劃從臺灣反攻大陸，60萬解放軍不得不因此備戰(zhàn)集結(jié),。毛澤東判斷,，這是“帝反修”的聯(lián)合進攻。
一向謹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茍言笑,、冷靜理性的王稼祥，便是在1962年共和國的內(nèi)外交困中,，將自己推向了風暴眼,。
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這已不是王稼祥第一次在危急關頭表態(tài)。作為黨內(nèi)資深領導人,，王稼祥25歲便出任中共蘇區(qū)中央局委員,，中國工農(nóng)紅軍總政治部主任，1935年遵義會議上,，王稼祥投出了最關鍵的一票,，確定了毛澤東在黨內(nèi)的領導地位。1962年,，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lián)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再一次面臨擔當與抉擇。
1958年的王稼祥,，心中已不能平靜,。妻子朱仲麗發(fā)現(xiàn)，他經(jīng)常一個人長時間地深思,，夜里也久久不能入睡,。有時坐下來匆匆寫些什么,，有時又擱筆凝視窗外，或是在房間里不安地踱來踱去,。曾擔任過駐蘇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們蘇聯(lián)公社垮臺已有前車之鑒。而此時,，人民公社未經(jīng)試點,，就在全國的窮鄉(xiāng)僻壤一瞬間都建立起來了；黨的領導同志已開始擔心糧食吃不完怎么辦,，而且已經(jīng)開始同外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人討論這個問題了,。得知王稼祥對“大躍進”有意見，毛澤東說:“兩百多名中央委員,，就是王稼祥一個人反對呀,？”
1962年，王稼祥的憂慮變成了現(xiàn)實,。國內(nèi)外局勢都出現(xiàn)了罕見的嚴重局面,。據(jù)中聯(lián)部副部長王力回憶，“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期間,，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國內(nèi)困難情況。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談,，我們二人抱頭哭了,。”王稼祥找劉少奇長談了一次,，隨即在內(nèi)部小范圍進行了討論。但規(guī)定不許向外講,，用他的話,，是“關起門來談一談”。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給“恩來,、小平、陳毅同志”寫信的方式,，寫成了一個作為《黨內(nèi)通訊》的信件,。與此同時，王稼祥還起草或者審定了一系列文件報送中央,。這些意見概括起來,，即要爭取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采取和緩的方針,，注意斗爭的策略,，以爭取渡過或減輕困難。為此，要避免中蘇關系的公開破裂,、要避免把美帝國主義的鋒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國身上,、要避免朝鮮式戰(zhàn)爭、采取談判手段解決中印爭端等,。王稼祥還主持撰寫和審定了《關于支持別國反帝斗爭,、民族獨立和人民革命運動問題——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綱,。提綱說:“在我們目前處于非常時期的條件下,，更要謹慎從事，不要說過頭,，做過頭,，不要過分突出，不要亂開支持的支票,，開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滿打滿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適度收縮,，預見到將來我辦不到的事,，要預先講明，以免被動,?！?/P>
王稼祥建議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并非是空穴來風,。三年困難時期,，中國對外援助的力度不減。記者查閱了外交部相關的解密檔案,，2008年11月最新一批解密資料中,，1965年5月10日上午，北京釣魚臺賓館,，曾是“絕密”級別的會談記錄里,，周恩來總理向阿爾巴尼亞貴賓介紹，從1950年到1964年底,，我國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已經(jīng)使用的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即我國最困難的時候用得最多,。
外交部的解密檔案不斷佐證了這段歷史。1960年4月16日,，我國駐幾內(nèi)亞使館來函請示,，說明幾內(nèi)亞目前糧食緊張,。“兄弟國家使館紛紛議論,，希望中國能有所行動,。”該請示報告表示,，鑒于幾內(nèi)亞反帝較堅決,，和社會主義陣營關系還友好，建議我方主動贈幾內(nèi)亞3萬至5萬噸大米,。半月后,，外交部批復，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nèi)亞大米1萬噸,。
1959年至1961年，在中國連續(xù)幾年糧食不足,、人口減少的狀況下,，大批中國糧正源源不斷地援助友好國家。在外交部業(yè)已開放的檔案里:1960年,，除了運往幾內(nèi)亞的1萬噸大米,，還有15000噸小麥運往阿爾巴尼亞。援助帶來的友誼是無價的,。1961年8月,，一封函件要求將我國援助老撾的兩噸上好的南寧稻種火速發(fā)運，以適合老撾9月初播種,；半個多月后,，另一封追加的函件要求我國再援助老撾15噸到20噸南寧稻種，作為10月中旬播種之用,。最后我方?jīng)Q定再援助15噸,。我駐老撾使館匯報，當時的老撾領導人富馬當即說比如“美國即使對老撾表示友好,，也不是永恒的。只有與鄰國,，首先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友好關系,，才一直延續(xù)到地球的末日”。
“三和一少”
1962年,，王稼祥上書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沒有完全公布。他曾教導屬下工作人員,，天下事有些是辦不到,，而且不該辦的,，而要制止、特別是糾正來自“上面”的“左”的東西是很難的,。結(jié)果不幸而言中,。“從來沒有考慮過后果,，因為他不是為自己,。”王稼祥夫人朱仲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認為丈夫王稼祥是一個富于思考的人,，看見一些事情對黨和人民不利，他認為自己不說話,，就不是一個好黨員,。
王稼祥寫建議信有一個推動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講意見?！蓖跫谙樯钍芄奈?，他在建議信結(jié)尾處加上了這樣一段話:“口羅口羅嗦嗦寫了一大篇，可能毫無參考價值,，只是打擾你們,。但既然有這些想法，就寫出來,，即使是完全錯誤的,，想你們也不會責備和見怪?！边@樣謙恭的行文仍然引發(fā)了復雜的結(jié)果,。
據(jù)王力回憶:“當時毛主席掰著指頭說:這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這是‘三和一少’,?！泵珴蓶|是受到了陳毅小組發(fā)言的啟發(fā)，在批判右傾的大環(huán)境中,，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聯(lián)系外交領域,，說現(xiàn)在有“一股風”叫“三面和一面少”,。他認為，同美蘇和印度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對外援“要算政治賬”,，還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但他基本認同1960年以來的調(diào)整緩和的對外政策,，認為斗爭是“非常必要的”,，但“都是有分寸、有約束的”,。毛澤東對陳毅的發(fā)言顯然很贊賞,，在簡報上批示“可看，很好”,。
而“三和一少”的即興發(fā)言最終被想插手中聯(lián)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朱仲麗在《毛澤東與王稼祥——疾風知勁草》一書里記載，“他到處煽風點火,，說中聯(lián)部的錯誤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即右傾機會主義外交路線?！笨瞪鼘ⅰ叭鸵簧佟?，發(fā)展為“三降一滅”，還寫進了九大的政治報告,，即“投降帝國主義,、投降現(xiàn)代修正主義、投降反動派和消滅民族解放運動,?！倍c之針鋒相對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對帝國主義要斗,，對修正主義要斗,，對各國反動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運動,。
被扣上修正主義帽子的王稼祥及時找到毛澤東當面認錯,，毛澤東叫他在什么范圍內(nèi)討論的，就在什么范圍內(nèi)談談,。盡管一再檢討,，“三和一少”還是和“三風”一起被列入重點批判對象。毛澤東將當時對“大躍進”的否定概括為“三風”,，即“黑暗風”“單干風”和“翻案風”。他曾多次說過,，修正主義就是對外搞“三和一少”,，對內(nèi)搞“三自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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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羅雪揮
編輯：
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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