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是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三十周年忌辰,。三十年前，“切”這個名字前面曾被西方和拉美報刊冠以“浪漫冒險家”,、“紅色羅賓漢”,、“共產(chǎn)主義的堂·吉柯德”、“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的”,、“塵世的那穌”等等令人目眩的稱號,。經(jīng)過相當長時間的沉寂之后，在“革命”這個詞頗受冷落的后冷戰(zhàn)時代,，幾個不同尋常的事件卻使格瓦拉的名字再度回到了報端,。其一是去年底秘魯?shù)淖苑Q信奉“格瓦拉主義”的阿馬魯游擊隊占領日本駐秘魯大使館并劫持大量人質(zhì)；其二是曾經(jīng)與格瓦拉共同戰(zhàn)斗的扎伊爾游擊隊領袖卡比拉推翻了蒙博托政權,；其三是格瓦拉的遺骨在玻利維亞被發(fā)現(xiàn),。此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就在今年春天,，紐約的Grove Press出版了最新的包含大量第一手資料的格瓦拉傳記：《切·格瓦拉：革命生涯》,，在美,、加同時發(fā)行，頗為暢銷,。

遠隔重洋的中國也沒有忘記格瓦拉,。七月某日《新民晚報》以整版篇幅用“漫漫革命路，縱馬走天涯”和“雖死猶生,，精神永存”等標題對格瓦拉及其遺骨的尋找作了報導,。令人略感困惑的是，格瓦拉其人固然大有新聞價值）然而較真起來,，如果我們承認“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國”這一原則的話，格瓦拉那種企圖依靠由外國人組成的游擊隊去推翻別國政府的行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值得飽嘗外國干涉之苦的中國人去贊頌,，似乎已經(jīng)超出了可以商榷的范圍,。

然而格瓦拉對于今日世界、今日中國確實仍然有其不可低估的歷史價值,。如果我們對他當年放棄古巴高級領導的職位而重返游擊戰(zhàn)的更深層的動機作一番思考的話,，我們也許會發(fā)現(xiàn)格瓦拉的出走，實在是本世紀革命史上極富象征性和耐人尋味的事件,。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這個發(fā)生于大洋彼岸的傳奇故事實際上離我們自己的生活遠比我們所以為的要貼近得多。 　　格瓦拉為什么出走,？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當他秘密離開古巴前往剛果時，他的公開身份是古巴黨和國家三個主要領導人（前兩位是卡斯特羅,、其弟勞爾·卡斯特羅）之一,。在他給卡斯特羅的告別信中他說他已經(jīng)“在古巴的領土上”完成了對古巴革命所負的責任，“世界上其它國家在召喚著我去奮斗,。我所能做的是你作為古巴的領導人所肩負的責任使你不能去做的”,。他宣布放棄所有在古巴的職位，甚至古巴的公民身份（古巴革命后的新憲法有一特別條款,，授予參加反對巴蒂斯塔政權斗爭兩年以上并擔任高級軍事領導職務一年以上的外國人古巴公民權,，這條規(guī)定被認為是特意為出生于阿根廷的格瓦拉合法地成為古巴領導人而設置的），這樣古巴不用為他在國外的所有行動負責,。這封告別信無疑是格瓦拉自己和古巴官方對他為什么出走的正式解釋,，也確實可以視為格瓦拉出走的基本動機。但這種解釋又未免過于籠統(tǒng),，過于原則,，它除了對格瓦拉的突然消失向古巴人民作個交待，以及向世界表明格瓦拉此刻和 將來的行動雖然精神上仍是古巴革命的延續(xù),，但法律上已與古巴無關之外,，沒有再為這個重大歷史事件提供更多的線索,。

格瓦拉出走的背景無疑要復雜得多，而最關鍵的是為什么他認為他已“完成了對古巴革命所負的責任”,。在字面意義上,，這可以理解為他在古巴已無事可做，但實際上古巴當時國內(nèi)經(jīng)濟狀況十分嚴峻,，僅此二條就使我們有理由對國家最高經(jīng)濟領導人的自己已完成了責任的說法感到困惑,。實際上，格瓦拉告別信上的后一句話或許更有實際意義,。筆者認為這前后兩句話應該解讀為格瓦拉所想做的在古巴已經(jīng)無法去做（而并非無事可做）,，他只有選擇出走一途。當然這并非意味著格瓦拉是被迫出走,，只是說他必須在另一個地方以另一種方式去追尋他的理想,。那么，格瓦拉的理想是什么,？這種理想又為什么在革命后的古巴難以實現(xiàn),？回答這個問題或許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但我認為從“人”出發(fā)——即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塑造“新人”——是首先值得考慮的,，也完全符合格瓦拉革命勝利以后的主要活動及追求,。格瓦拉提出“新人”這個概念是在一九六０年八月一次對古巴醫(yī)務工作者的演說中，他以自己從一個醫(yī)生轉(zhuǎn)變?yōu)楦锩覟槔f明革命的核心是消滅個人主義,，號召用“徹底的批判的激情”去清除舊時代留給個人的一切,，“如果每一個人都這樣成為自己的設計師的話，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人類——他們將是新古巴的象征——就將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