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新中國剛剛成立,中央政府便明確提出要和平解放西藏,并向西藏地方政府發(fā)出和談邀請,。但是,被親帝國主義分子把持的西藏地方政府卻擴充武力,設(shè)置障礙,拒絕和談。

時任西藏昌都總管的阿沛·阿旺晉美審時度勢,上書噶廈,要求親自由昌都向東找解放軍談判,但未獲同意。西藏東部重鎮(zhèn)昌都解放后,阿沛·阿旺晉美親眼目睹了解放軍執(zhí)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模范行動,與進藏解放軍領(lǐng)導多次交談,了解到中國共產(chǎn)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中央政府之所以確定和平解放西藏的基本政策和方針,完全是出于對西藏人民利益和西藏地方政府處境的考慮,。1950年10月,他再次上書噶廈要求和談,。

阿沛·阿旺晉美回憶說:“在昌都,我們地方官員進行了討論,而在拉薩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員還蒙在鼓里,輕信國外敵對勢力的謠言,。我們40多名官員,聯(lián)名寫信給噶廈,要求與中國共產(chǎn)黨和談,。”

噶廈政府聽了來自昌都一線的情況匯報,在布達拉宮召集5品以上官員和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的代表開了3天的會,盡管有不同的意見,但還是決定接受和平解放西藏的建議,停止對抗,派代表進行和談。

在此之前的10月8日,親帝國主義的攝政達扎下臺,16歲的達賴喇嘛親政。由于對前景把握不住,當時達賴已從拉薩逃到邊境小鎮(zhèn)亞東,正伺機逃往印度或美國,。

1951年1月18日,夾在噶廈是逃還是談兩種勢力之間的達賴,經(jīng)再三權(quán)衡,批準了噶廈的決定,并親自致信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轉(zhuǎn)呈毛主席,。信中說:“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隨員從速啟程赴北京。但因路途遙遠,不易及時趕到,為爭取時間,我們將再給阿沛派去助手,經(jīng)印度前往北京,。所派的助手是扎薩索康蘇巴和堪仲由配土登,他二人帶去全體噶倫,、西藏會議及人民的詳細局面報告,向您呈報。請您用增進藏漢友好關(guān)系的純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時轉(zhuǎn)呈,?！?/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