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努力破除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時，陳季同也在試圖建構一個理想化的中國，一個對西方人具有魅力的,、完美的中國。他期望用這個理想化的中國形象來替代原來西方人對中國的“一種極恐怖的印象”,。在陳的筆下，中國成了一個烏托邦,，幾乎沒有痛苦,、丑惡,，有的只是美德和快樂,，一切都令歐洲讀者悠然神往。實際上,，陳季同在有意無意之間把中國的現(xiàn)實和傳統(tǒng)混為一談,，把理想的、而非現(xiàn)實的中國描繪給歐洲讀者,。

比較是精神的習慣,。每一個人在思想的時候都離不開比較，否則就無法區(qū)分事物,，也無法認識事物的特性,。比較對陳季同來說尤為重要。因為他一生處于兩種迥然不同的文化環(huán)境中,，經(jīng)常會在精神上遇到兩種文化的沖突,，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將雙方加以對比，品評高下,，決定取舍,，久之，中西文化比較成了他的一種思維習慣和癖好,。由于陳的著作致力于使歐洲人了解中國人的風俗,，為了讓西方讀者理解這一遙遠,、陌生的東方古國，需要用西方人易于領會的西方的事物加以詮釋,，這時候只有比較才有說服力,。陳季同在《中國的戲劇》中稱自己所進行的是“比較風俗研究”，這種方法貫穿于他的西文著作之中,。無論是日常生活中耳目所及的表層問題,，還是涉及兩個民族、兩種文明的深層次問題,，“比較風俗研究”都促使陳季同在一種更廣闊的視野中進行新的思考,。由于陳的外交官身份和讓西方人理解中國風俗的寫作宗旨，他不可避免地經(jīng)常站在“抑西揚中”的立場上發(fā)言,。但我們也應承認,，“比較風俗研究”方法的不斷運用，使陳的思想逐漸發(fā)生了變化,，他在文章中已開始反思中國的社會問題,，有時甚至會為中國的缺陷而自責，盡管這種時候還很少見,。畢竟,，比較使人清醒。毫無疑問,，陳季同偏愛中國文明,，他在比較“地

球?qū)α杉壍摹睎|西方文明時認為：“你們的較為狂熱、激烈,；我們的較為平靜,，與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古老國度相稱”。他還是為自己屬于一個古老國家而自豪的,。而十幾年在西方的生活,，親見西方文明的蓬勃活力，相形之下,，中華帝國的氣象則要沉悶許多,，他對東西兩種文明孰優(yōu)孰劣很是困惑：“在許多事情上，我們兩種文明是相反的：我們的想法和行動都不同于歐洲人,。這是好還是壞,？我不知道，只有未來能做出裁決”,。這種困惑在某種意義上是他對中國現(xiàn)實狀態(tài)的清醒,，是一種擺脫了晚清普通士大夫虛驕自大情緒的危機意識。

陳季同這位晚清外交官在歐洲的經(jīng)歷,，為中西文化關系史留下了重要的遺產(chǎn),。他是歷史上第一個用西文創(chuàng)作獲得巨大成功的中國人,。據(jù)筆者所知，在陳季同之前,，歐洲還沒有出版過中國人用西文寫的書,，陳季同是第一個出版西文著作并獲轟動影響的中國人。他的多種法文著作將中國文化,、文學直接傳播給西方讀者,，很多內(nèi)容是首次翻譯、介紹到西方,，因而陳季同在中學西傳中擔當了重要角色,，而此前，這樣的角色多是由西方人擔當?shù)?。對于陳季同的關注,，將拓展我們審視晚清乃至20世紀中西文化關系的傳統(tǒng)目光，即在西學東漸或西化的大勢中看到另一種反方向的運動——中學西傳的潮流,。這一反方向的運動并沒有因為西風西雨的強力侵襲而減弱,，相反卻得到了加強。陳季同之后,，辜鴻銘,、林語堂等人的出現(xiàn)，就是這種加強的明證,。文化交流從來都是雙向的,，沒有單純的輸出方和輸入方，這一簡單的道理卻常常被我們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