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這里所說的“作文”，即后來發(fā)表在1940年2月15日《中國文化》創(chuàng)刊號上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在《解放》周刊97、98合刊登載時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這篇文章是根據(jù)他在陜甘寧邊區(qū)文化協(xié)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整理而成的。圍繞著這篇重要著作的寫作,，毛澤東又給周揚寫過兩封信,，時間均在距此文發(fā)表前不到一個月的修改過程中。

周揚同志:

文章雖算寫好了,，但還待征集意見加以最后修改,，還得兩三天才能將最后修改稿交你付印，累你等得太久了,！現(xiàn)送上初稿一份,，請加審閱，指正,，批示，并退還我為盼,！

毛澤東 一月二十一日

此時,，毛主席正在抱病修改此稿。兩天后,，他將文稿送來,，并附有一信:

周揚同志:

我的感冒未好，字還要等兩天才能寫好送來,。茲先將文章送上,，請付印，清樣打好之后,，請給我自己校對一次,。你對此文有何意見，仍請閱示,，以便校對時修改,。前送上的那一份仍請退還。

毛澤東 一月二十三日夜

可以這樣說，《新民主主義論》的寫作,，與周揚向毛澤東約稿有關(guān),，周揚至少起了催生的作用。但是,，在這篇重要文獻的產(chǎn)生過程中,，周揚作為文化方面的重要領(lǐng)導和著名理論家與毛澤東是否有所議論，是否向毛主席提供某些思想資料,，在成稿過程中作過些什么修改,，這些就都不大清楚了。那個時代的共產(chǎn)黨人把個人完全融入黨的集體事業(yè)中,，從來不談個人作用,，尤其是在領(lǐng)袖的著作中，更不會提及個人貢獻,。周揚一生都堅持這一信條,。在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寶庫中，肯定有周揚的貢獻,，但到底有哪些是他的思想和手筆,，人們現(xiàn)在很難知道。

參與主席《講話》修改

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直到1998年編《憶周揚》一書時,，他的家人才對編輯人員講，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周揚曾作過很多的修改,，因為改得太多太亂，最后由夫人蘇靈揚謄清,，寫了一份送了上去,。究竟怎么改的，筆者就不大清楚了,。

作為學者的周揚,，對理論研究和理論建設(shè)有著濃厚的興趣，還抽空翻譯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與美學》,，于1940年春出版,，編校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藝術(shù)》，作為“魯藝叢書之一”印行,。此時,，周揚還有一個強烈的愿望，就是想寫兩本書:《文學簡論》,、《新民主主義與新文學》,。但是，繁忙的工作使他無法潛心著書，這個美好的心愿未能實現(xiàn),。就連他在魯藝講授《藝術(shù)論》的講稿或提綱,，也沒有保存下來。

周揚到延安以后的著述,，再次證明了他在這方面卓越的才華,。然而，周揚沒有能夠沿著這條路走下去,，而是走了另外一條路,，雖然仍不失為一位理論家、批評家,，但主要是文藝理論和文藝政策的闡發(fā)者,、制定者，文化事業(yè)的領(lǐng)導者,、組織者,。周揚的一生，作為一個學者型的職業(yè)革命家,，就此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