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977年華)認為應昭雪的人限于“純屬反對‘四人幫’的人”,，也就是不包括被認為“矛頭指向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的人,；[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設(shè)定這樣的限制，而宣布“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在對兩個文件這樣進行對照之后,，我們看到,，1977年3月華國鋒的那次講話，雖然由于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后,，不能完全重唱1976年4月黨中央,、北京市委、《人民日報》的調(diào)子,，但仍然重申天安門廣場上群眾行動的性質(zhì)是反革命事件,。而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報》上披露的北京市委的決定，實質(zhì)上是否定1976年4月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行動是反革命事件的,，只是那時還不敢在中央未作出決定前明白地反對1977年華國鋒講話中的提法,，而是順著華講話中說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話的方向，把廣大群眾的行動確定為完全是革命的行動,。因此,，說它實質(zhì)上是為天安門事件性質(zhì)平反是恰當?shù)摹６懒勘本┦形@么做是經(jīng)過華同意的,，也可以說華那時已實質(zhì)上同意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改變了1977年3月時的立場。

不過,，1978年11月《北京日報》報道的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確沒有把這個實質(zhì)挑明,，不但文字一字未提“天安門事件”,，在該報七行通欄標題中連“天安門”這三個字也沒有。是11月15日新華社的新聞稿,，和1月16日的《人民日報》上,，才把這個實質(zhì)披露出來，起了一個“拔高”的作用,，明朗化的作用,。

(三)一個辨正

對曾濤、胡績偉,、楊西光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所作出的努力這件事,，我本來沒有想寫什么回憶文章，事情一過我也就放在腦后了,。引起我去注意這件事情的原因是,，1993年上海辭書出版社社長巢峰贈送我他主編的、由香港港龍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詞典》,。在這本書的附錄《“文化大革命”大事記》中看到這樣一條：1978年“11月14日經(jīng)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節(jié)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見該書第478－479頁)這引起我的思考,。我的親身經(jīng)歷，使我不相信當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天安門事件平反這件事,。我告訴了巢峰我的看法,。巢峰希望我寫個材料給他，以便他找人去進行核對,，于是我就動手寫了一點,。再一想，這件事應該由曾濤和胡績偉來做(楊西光逝世后,，當事人只有他們兩個了),。我曾對他們提出建議，可是他們一直沒有動筆,。后來我又建議黨史研究室的同志去專門采訪曾,、胡兩位，他們表示這個建議很好,，準備去做,。可是他們也忙,，還沒有來得及去采訪曾濤,，不幸曾突然因病去世。就在這段時間里,，我請人幫忙查了一下當時的報紙,，做了一些文獻分析工作。最近又發(fā)現(xiàn),，不僅》《“文化大革命”詞典》,，而且在這部書出版之前，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大事記》中也有幾乎相同的記載,。這部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字，同港龍出版社出版的文字相比,，除了最后一句“這個決定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被該詞典刪去,，“敬愛的周總理”被改為“周恩來”，其余完全一樣。很明顯,，《大事記》是《詞典》的依據(jù),。而在1994年中央文獻研究室綜合研究組、《黨的文獻》編輯組編寫,、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三中全會以來的重大決策》中,，也有這樣一段文字：“中央政治局接受了陳云等同志的意見。11月14日,，經(jīng)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北京市委宣布，為1976年清明節(jié)的所謂天安門事件平反,?！?見該書第44頁)也是在199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四卷,，全文一字不差地引用《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大事記》的文字(見該書第165頁),。對這些書所寫，我曾想,，究竟是我對當時發(fā)生的情況“有所不知”,，還是他們“有所不知”呢?最后我才注意到，所有這些記載,，都出自1978年11月25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第二次講話,。這個講話講了八個問題，第一個就是“關(guān)于天安門事件問題”,。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