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這樣,，鑒于中蘇關系長期嚴重惡化,，在戈爾巴喬夫來訪及此前的兩國外長互訪時,，對蘇聯(lián)人究竟以何種敬語相稱,，還是作為一個問題提了出來,。有些人認為，對蘇聯(lián)人可以稱“同志”，因為蘇聯(lián)仍然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在那里執(zhí)政的依然是共產黨,。但有些人則指出,，中蘇對立,、對抗了20多年，甚至還兵戎相見過,，黨際關系早已中斷,，彼此間毫無“同志” 情感可言。

對蘇聯(lián)人究竟如何稱呼,，最后是這樣定的：在訪問日程表,、宴會請?zhí)希Q戈爾巴喬夫及其他蘇聯(lián)人為“同志”,；在會見,、會談中，不妨也稱一兩次“同志”,，但不可過于頻繁,；在新聞報道中，對蘇聯(lián)人一般以職務相稱,。

寫到這里還應提一下,，小平同志1989年5月16日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在講完“結束過去”后說：“目的是讓蘇聯(lián)同志們理解我們是怎么認識‘過去’的”,。

1991年8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他便成了我們稱為“同志”的最后一位蘇聯(lián)最高領導人,。

其二,，與蘇聯(lián)人見面時“不擁抱”。

談及與戈爾巴喬夫訪華有關的問題時,，小平同志曾特別交代：與蘇聯(lián)人見面時,，只握手，不擁抱。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禮儀問題,，它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

小平同志是我黨對外關系的決策人之一，與蘇共及其他共產黨的領導人多次舉行過談判,。他對國際共運的歷史十分了解,。見蘇聯(lián)人時“不擁抱”，這是老人家針對20世紀下半葉那段曲折的國際共運史和中蘇關系史有感而發(fā),?！安粨肀А边@三個字形象地勾勒出中蘇關系未來的定位：睦鄰友好合作，而不是20世紀50年代的那種結盟“抱團”,。

后來我聽一位蘇聯(lián)朋友說,，中方禮賓人員曾把這一提醒特意透露給蘇聯(lián)駐華大使館，特羅揚諾夫斯基大使又立即將其報告了戈爾巴喬夫本人,。1989年5月16日10時,，戈爾巴喬夫見到鄧小平同志時，確實沒有忘記這一“提醒”,，只與這位中國最高領導人握手,。不過兩人握手的時間相當長，有位朋友看電視直播時掐著手表算了算,，整整35秒鐘,。

口譯工作的特殊安排

對于小平同志與蘇方客人會見時的口譯工作，外交部領導做了周密安排,。記得1989年元旦一過,，錢其琛外長就對我說，謝瓦爾德納澤外長來訪時,，小平同志要見他,，可考慮安排一位精通俄語、經驗豐富的老同志當翻譯,，同時也讓一位年輕有為的翻譯在場“見習,、見習”。過后不久,，他指定了這兩位高翻的人選,。

大約在3月下旬，錢外長又特地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交代了一項不太尋常的任務,。他說：小平同志2月初與謝瓦爾德納澤外長交談時，聽蘇方譯員百訂林講的漢語感到比較費勁,。老人家很快就要會見戈爾巴喬夫了,，要想個辦法,，讓他所說的每句話都能夠清清楚楚地傳譯給小平同志，以便老人家聽起來不再感到費勁,。我聽后提出了兩種方案：

一種方案是：小平同志說的話由蘇方譯員翻,，戈爾巴喬夫說的話則由我方譯員翻。這種口譯方法在20世紀50年代比較常見,，但后來很少用了,。況且，我擔心蘇方譯員譯小平同志的話時,，翻得不夠全面和準確,。

另一種方案是：中蘇兩位最高領導人所說的話，由我方譯員一個人翻譯,。但蘇方未必會接受這種辦法,，因為在國際上有條不成文的“規(guī)定”，大國領導人相互交談時,，如遇語言不通,，則“各翻各的”（由本國的譯員翻譯本國領導人所說的話）。在近20年中蘇會見,、會談的口譯實踐中,，都是這樣做的,，無一例外,。

錢外長贊成后一種方案。他說,，要努力與蘇方人員溝通好,，講清楚這是“一次性的特殊安排”。我與蘇方人員幾經溝通后,，對方終于對這種“一次性”安排的“特殊性”表示理解和尊重,。于是，錢外長便指定外交部俄語界的后起之秀宮建偉作為鄧戈會見的唯一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