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中所載的大婚恩詔，顯為文學筆法,，系好事者杜撰,，自不足信。也有人聲稱,，清末宣統(tǒng)之際在內(nèi)閣大庫檢得過太后下嫁詔書,，但卻無人佐證其事,，現(xiàn)存清代檔案早已經(jīng)過整理,，迄未發(fā)現(xiàn)這一詔書,，所言亦難以為據(jù)。

張煌言確實寫了那首《建夷宮詞》,，但不能奉為信史,。張煌言本為抗清名將，后來兵敗被俘,，誓不降清,，慘遭殺害，他的許多詩文都是表明反清復明志向的,?；蛟S,，順治七年正月,，多爾袞娶了其侄婦肅親王豪格之妻也姓博爾濟吉特氏，與兩宮皇太后同姓,，而且是孝莊的妹妹,，以訛傳訛，張煌言聽說后,，就信手寫入詩中,，甚至有意加以歪曲，借以譏諷貶斥清宮沒有倫理道德,，也未可知,。

傳聞的依據(jù)之一是多爾袞“皇父攝政王”之稱號——多爾袞既非皇帝，又不是皇帝之父,，既稱“皇父”,，則必然是娶了皇帝的母親。其實,，多爾袞的稱號,，是一步步抬高的。順治元年(1644)十月,，即順治帝被迎入北京再次舉行登基大典后,，多爾袞因功被封為“叔父攝政王”，共同輔政的鄭親王濟爾哈朗被封為“輔政叔王”,，自然低了一格,。順治二年(1645)五月，有個御史趙開心疏稱多爾袞以皇叔之親而兼攝政王之尊，儀制宜定,，“稱號必須正名”,，他說原來的“叔父攝政王”不妥，“夫叔父,，為皇上叔父,，惟皇上得而稱之。若臣庶皆呼,，則尊卑無異矣,，”建議正名為“皇叔父攝政王”，經(jīng)禮部等議定批準,。到了順治五年(1647)十一月,，以南郊禮成，頒布恩詔大赦天下,，第一條即稱“叔父攝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勛勞，宜增加殊禮,，以崇功德”,。經(jīng)部院大臣集體討論，多爾袞的稱號定為“皇父攝政王”,。自此,，直到多爾袞病逝，清政府的公文中都是這樣稱呼的,，現(xiàn)存清代檔案可為確證,，而且據(jù)朝鮮李朝《實錄》記載，順治六年(1648)二月接到的清朝咨文中已稱“皇父攝政王”,。從時間上看,，這一稱號的確定，比傳聞太后下嫁的時間早了一年多,，因為多爾袞的妻子是順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傳說下嫁是在順治七年初。顯然,，“皇父攝政王”之稱號實為崇顯表彰其功德,，沿用古代國君尊稱臣下“尚父”(周武王稱姜子牙)、“仲父”(齊桓公稱管仲),、“相父”(蜀漢后主劉禪稱諸葛亮)之遺意而已,，絕非多爾袞真的做了順治小皇帝的繼父。

持下嫁說者,，多舉清人蔣良騏《東華錄》所載當初給多爾袞定罪時有“又親到皇宮內(nèi)院”一語,，認為實屬曖昧，有穢亂宮廷之嫌。然而這句話的上下原文為“自稱皇父攝政王,，又親到皇宮內(nèi)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奪立以挾制皇上”，文意非常清楚,，說多爾袞曾親到皇宮內(nèi)院向人發(fā)牢騷,，稱太宗皇太極得位不正，自然順治繼位亦不正,，以此要挾順治小皇帝,，這是多爾袞的一條重要罪狀。無論這一指控是否屬實(指責多爾袞“自稱皇父攝政王”一條,，已非事實),，“親到皇宮內(nèi)院”一語只是指出多爾袞說太宗得位不正的地點和對象，將其單獨抽出作為多爾袞曾穢亂宮廷甚至作為太后下嫁的證據(jù),，顯然是斷章取義,，沒有任何說服力。

太后下嫁之說流傳很廣,，但在清代檔案和典籍中卻沒有任何記載,。有人認為，那是因為后來清朝統(tǒng)治者覺得這件事不光彩,，于是銷毀了有關(guān)檔案,，刪改了史籍中的記錄,。這種推斷也頗為牽強,，因為在當時朝鮮李朝的《實錄》中同樣也找不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記載。如果太后下嫁是公開的,，并曾頒布恩赦詔明告天下,，那當然會頒詔給朝鮮，朝鮮《實錄》中肯定會收錄,，或有所記載與議論,。即使這件事是秘密的，每年幾批來華進貢,、謝恩及陳奏的朝鮮使臣也會得之街談巷議,，因為在明清鼎革的非常時期，這些朝鮮使節(jié)都負有多方收集各種情報的任務(wù),，回國后要向國王報告,，其《實錄》中載清朝之事甚詳，就是這樣得來的,。在清初很長一段時期,，朝鮮看不起清朝，認為他們是未開化的夷人，而且對清朝懷有敵意,，在其《實錄》中常見對清朝的不滿和蔑稱,，在公開場合奉清朝正朔，但其官員告身等內(nèi)部文件卻只署年月而不書年號,。如果太后下嫁實有其事,，朝鮮當然不會為清朝隱諱，必然載之史冊,，事后也不必有刪削之舉,。

總之，太后下嫁這樁疑案流傳雖廣,，卻無任何的證據(jù),。但是作為人們的茶余談資，或是文學作品的絕佳素材,，它還會一直流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