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不管那些,。他對中組部的干部說:“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他頂住各方壓力,，每天和和十幾個人談話，每周閱讀一麻袋來信,。他一邊看一邊感嘆,，為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鳴不平，為我們國家竟然造成這么大的悲劇扼腕嘆息,。中組部的干部問他:“毛主席批的案子怎么辦,？”他回答:“照樣平反！”這種大殺大砍的作風很快引起中南海一些人的不滿,。汪東興說:“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生前親自定案的,，中央組織部無權推翻毛主席定的案?！彼€說:“誰翻案誰就是反對毛主席,！”
但是這頂大帽子沒有嚇倒胡耀邦。他當著幾百人說:“凡是不實之詞,，不管什么時候,，不管是什么情況下，不管是哪一級組織,，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P>
中央辦公廳一位副主任嚴令報刊不要報道胡耀邦說的這些話,，但這些話還是不脛而走，傳遍全國,。
在胡耀邦主持組織工作1年多的日子里,，他和其他部門通力合作并經(jīng)中央批準，給200多萬個走資派平反,，給552877個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給440萬個地主、富農(nóng),、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摘了帽子,，給70多萬個資本家恢復了工商業(yè)者、勞動者的身份,。夏衍,、楚圖南等人也安排了工作。真堪稱救蒼生于水火,，解民于倒懸,。
比如，1978年2月到4月,，胡耀邦晝夜不停地研究了100多個案子,。其中有一個“新內(nèi)蒙古人民黨”的案子，曾使8.7萬人因刑訊逼供而終身殘廢,，1.6萬人含冤而死,，總計有34.6萬人受到牽連迫害。胡耀邦一手推倒這個大冤案,，使這些人全部重見天日,。還有一個著名的“五一六”案，牽涉到成千上萬“‘五一六’分子”,。胡耀邦說:“什么‘五一六’,，不就是三個阿拉伯數(shù)字嗎？”于是,，這個陳年積案冰融雪化,，不復存在了。
“胡青天”的名字一下子在全國爆響,。到中組部申冤的人越來越多,，有彭真、薄一波從陜西商縣寫來的信,，有楊尚昆,、安子文從安徽寫來的信,。還有很多人已經(jīng)不在人世，他們的家屬開始鳴冤叫屈,，有劉少奇一家人,，有彭德懷的親屬……彭德懷的侄女把保存多年的彭德懷的“八萬言書”交給黃克誠，又輾轉(zhuǎn)交給胡耀邦,。胡耀邦說:“我當作珍貴的歷史文物轉(zhuǎn)給中央,。”胡耀邦的所作所為如此動人心魄,，就連鐵漢子也流下了眼淚,。
有些案子實在太大，以胡耀邦當時的地位還無權決定這些問題,，他就把這些明顯的冤情送到中南海主要領導人手中,，積極推動這些問題的解決。由于他和其他一些老一輩革命家不懈努力,，在1978年11月到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最終解決了這些問題。至于全國聞名的“大右派”葛佩琦這些并非國家領導人但卻極有影響的人物,，他就憑借自己的權力為他們平反昭雪,。
在全力以赴平反冤假錯案的同時，胡耀邦還在審閱著5天1期的《理論動態(tài)》,。從1977年夏到1978年春，《理論動態(tài)》出版了40期,。他非常喜歡這些文章,，一邊看一邊對身邊的人說:“我死了以后，在我的悼詞里面一定不要忘記寫上,，胡耀邦辦過《理論動態(tài)》,。”
然而到此時,，所有的努力,，還都是在治療傷痕，還說不上與舊時代分道揚鑣,，至于開辟新時代,，就更說不上了。雖然鄧小平已經(jīng)說了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但這只是從側(cè)面遏制了一下“兩個凡是”的潮流。新時代的開創(chuàng)者還沒有從正面找到一個突破口,，所以還無法給舊時代一個致命的打擊,。
時代轉(zhuǎn)折的契機,，落到了《理論動態(tài)》頭上。
先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在1977年10月9日來到中央黨校復校典禮上講話,，要求黨校研究第九次（與劉少奇斗爭）、第十次（與林彪斗爭）,、第十一次（與“四人幫”斗爭）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這等于讓大家重新研究“文革”。葉劍英顯然希望學員們打破思想禁錮,，對“文革”有一個新的認識,。他說，要從實際出發(fā),，如果理論不受實際檢驗,，那算什么理論！
但是在討論中,，807位學員和幾百位教職員卻吵得不亦樂乎,。也難怪，當時很多人的腦子里還有禁區(qū),。比如胡耀邦把黨史黨建教研室起草的“討論提要”中扣在劉少奇頭上的三頂帽子“叛徒,、內(nèi)奸、工賊”給刪掉了,。有的學員就厲聲質(zhì)問:“這個提要為什么不寫劉少奇是叛徒,、內(nèi)奸、工賊,？”“這個提要為什么不提以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為依據(jù),？”這些學員認為,，判斷是非仍然應該以毛澤東的指示為標準。
其實,，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就在校黨委擴大會議上講話說:“對‘文革’的歷史，不要根據(jù)哪個文件,，哪個同志的講話,，不能照抄照搬現(xiàn)成的東西，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要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辨別是非的唯一標準，否則就不是科學態(tài)度,，不是研究了,?！焙钸@些話，實際上是婉轉(zhuǎn)地否定了要以毛澤東的指示為準,。中央黨校副教育長馮文彬支持胡耀邦,，他說:“要研究黨史就要敢于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如果腦子里還有舊框子,，精神枷鎖，就研究不好,?！?/P>
早在30年代，毛澤東就曾經(jīng)使用這樣的武器反對“本本主義”,。那時毛澤東還沒有掌握全國的權力,，他的文章中充滿了藐視權威的犀利。但是現(xiàn)在,，即70年代后期,，胡耀邦要藐視的權威正是毛澤東本人。
在此期間,，《理論動態(tài)》的編輯曾經(jīng)問胡耀邦:“你對‘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看法,？”胡耀邦回答:“實踐是錯誤的?！?/P>
1978年初,，黨校的理論工作者在胡耀邦多次指導下寫出了《關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若干問題》第二稿,。文中說:“應當以實踐為檢驗真理、辨別路線是非的標準,，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薄奥肪€正確與否,，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要由實踐的結果來證明,。”在這里,，實踐標準已經(jīng)寫得很明白了,。這就是后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篇文章的源頭。
當然,，學員中也有很多明白人,，贊同胡耀邦的主張,，認為判斷“文革”的是非對錯，要以實踐為標準,。來自上海的高級班學員,，曾任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的安徽蕪湖人楊西光就是其中一個，他在其后不久展開的真理標準討論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把自己在討論中的體會寫成文章交給他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老戰(zhàn)友,、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協(xié)助胡耀邦編輯《理論動態(tài)》的孟凡,，托孟凡轉(zhuǎn)交胡耀邦,。孟凡回憶說:“我和他（楊西光）一起到耀邦那里幾次，我也向耀邦同志介紹過他的情況,，耀邦同志對他的印象比較好,。”
正是這場激烈的大辯論,，使黨校的理論家萌生了要寫一篇文章的想法,。中央黨校副教育長、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和研究室的組長孫長江商量之后都認為,，兩個標準是糊涂觀念,，要寫文章說明只能有一個標準，就是以實踐為標準,，而且是唯一標準,。黨校的文章一開始的命題就是“唯一”兩個字。
黨校的爭論,，其實也是社會認識的縮影,。如《人民日報》1978年1月9日發(fā)表邵華澤的《文風和認識路線》，提出檢驗工作好壞,、水平高低的標準只能看實踐,。3月26日發(fā)表張德成的文章《標準只有一個》，提出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結果,，報社收到的讀者來信大部分持反對意見。
吳江對孫長江說:“你來寫吧,?！边@是1978年初。文章最初的標題是《實踐是檢驗路線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標準》,，隨后去掉了“路線是非和”這幾個字,，把標題簡化成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到1978年3月底,，孫長江把文章寫完了,。吳江看了,，覺得還不太夠，要求孫長江再做一些充實,，然后準備在《理論動態(tài)》上發(f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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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劉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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