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與民生公司虛報宜昌大撤退中的運量,？

盧作孚之所以在宜昌大撤退前“遲遲不開辟短途運輸”,，主要是因為他有“排斥外省輪船進川經(jīng)營的思想傾向”？　

“與民生公司實現(xiàn)投資合作的企業(yè),，總體來說,，其西遷入川較為順利”；沒有與民生投資合作,，西遷入川就不順利,。果真是這樣嗎？

今年6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黃振亞著《長江大撤退》（以下簡稱黃著）一書,。我們有感于其封底所言：“水運檔案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國敦刻爾克’的全新實錄”,，特拜讀了此書,。然而讀后卻發(fā)現(xiàn)，該書有關(guān)盧作孚和民生公司的不少篇幅行文輕率,，蔽于偏見,，違背事實之處甚多，距離封底這一說法相當遙遠,。

所謂“中國的敦刻爾克”,，是指1938年10月底到1939年初，盧作孚在宜昌指揮的緊急搶運,。那時宜昌積壓了大約3萬以上的待運人員和9萬噸以上的待運物資（其中大部分是兵工器材）,，而枯水季節(jié)已經(jīng)臨近，長江上游的中水位只剩下40天左右了,。形勢萬分緊迫,。臨危受命擔任交通部常務(wù)次長又兼民生公司總經(jīng)理的盧作孚，此前已多次去過宜昌,，并且把民生公司的一位干部童少生派在那里主持工作,。10月23號，盧作孚再度飛到宜昌,。此時他見到的景象相當混亂：“各輪船公司從大門起,，直到每一個辦公室止，都塞滿了交涉的人們,，所有各公司辦理運輸?shù)穆殕T,，都用全力辦理交涉，沒有時間去辦運輸了,。管理運輸?shù)臋C關(guān),，責罵輪船公司,；爭運器材的人員，復相互責罵,?！薄Ｃ鎸@種緊急狀況,，盧作孚當機立斷：“商由船舶運輸司令部召集會議吁請‘停止交涉’,，以便‘辦理運輸’?！辈⒘⒓唇M織民生,、招商、三北等各輪船公司負責人,、駕引人員和宜昌港的技術(shù)人員徹夜開會,，制定出40天內(nèi)突擊運輸?shù)脑敿氂媱潯,！耙惶熘螅?4艘輪船（其中22艘屬于民生公司——筆者注）便開始不停地往返于宜昌與川江各港站之間,，白天航行，夜間裝卸,，突擊搶運擁塞在宜昌的物資,。”（《民生公司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10月）緊急征調(diào)的眾多木船也參與進來,。接著，盧作孚又親自組織分配輪船艙位,、實施分段運輸方案和整頓碼頭秩序,，“盡量做到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時間，沒有停頓一個日子,，或枉費一個鐘點,。”宜昌兩岸碼頭通宵作業(yè),，工人的歌唱,，汽笛的鳴叫，起重機的呼號,，“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苦戰(zhàn)四十天,，這場大會戰(zhàn)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又戰(zhàn)二十天，基本掃清兩岸的堆貨現(xiàn)場,。著名愛國人士晏陽初先生稱這次關(guān)系抗戰(zhàn)命運的撤退為“中國實業(yè)上的敦刻爾克”,，認為“其緊張或與‘敦刻爾克’無多差異”,。上述史實已在當時和現(xiàn)今的多部書籍和多個媒體上作過介紹。

說來也許令人吃驚,，黃振亞先生直到“2004年秋，初稿基本完成時”,，還堅持認為,，盧作孚在宜昌大撤退期間根本沒去過宜昌，否定了盧親自指揮這場大撤退的基本事實,。用作者自己的話,，叫做：“沒有一份檔案資料能說明盧作孚在宜昌親自指揮?！保?35頁）成書前不久,，由于“偶然發(fā)現(xiàn)”了民生公司檔案中盧作孚“指揮宜昌搶運”的一批電報稿（336頁），他才“相信”盧除了有幾次飛回重慶開會,，并很快返回宜昌以外,，大部分時間都在宜昌坐鎮(zhèn)指揮?？梢婞S先生此前先入為主的成見或偏見,，已在何等程度上影響到他的撰述。作者有了這個“發(fā)現(xiàn)”原本是件好事,，可惜他并未以此為契機,，認真鉆研史料，真實再現(xiàn)這場名揚中外的成功大撤退的歷史原貌,，卻仍然讓偏見在書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跡,。尤其令人不解的是，黃著竟抓住一些戰(zhàn)時統(tǒng)計資料的缺漏和誤差做文章,，對宜昌大撤退中的運量,，甚至對盧作孚的誠信，提出了難以成立的“質(zhì)疑”,。

何來“剩兵工器材近2萬噸”,？

盧作孚曾在1943年出版的《一樁慘淡經(jīng)營的事業(yè)——民生實業(yè)公司》中記述，在1938年10月下旬宜昌搶運前,，這里堆積的各類待運器材約為9萬噸,，經(jīng)過40天搶運，運出了三分之二,，其余部分也在此后的20天運完。原話是：“……四十天內(nèi),，人員早已運完,，器材運出三分之二,。原來南北兩岸各碼頭遍地堆滿的器材，兩個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兩岸蕭條,，僅有若干零星廢鐵拋在地面了?！秉S著在第128頁卻說,，兩個月?lián)屵\，宜昌仍“剩兵工器材近2萬噸”,；331頁上談到重慶的起重躉船時又不相干地再次故意重復這類語言,。奇怪的是，口口聲聲宣稱自己握有檔案的黃先生,，這時卻始終沒有舉出任何檔案來為自己的立論作證,。他既未向讀者交代這一說法的來源或根據(jù)，也不能說明這新冒出來的2萬噸器材究竟是何時運到宜昌的,，屬于何單位的物資,？而2萬噸不是小數(shù)目，尤其是兵工器材,，擱上兩個月不加理睬,，軍方也會就此提出指責。正好,，我們在黃著第133頁讀到了轉(zhuǎn)述的軍方的一份驗收報告：“據(jù)該部（指船舶運輸司令部——筆者注）副司令吳嵎在12月25日召開的疏運軍品審查會議上的報告,，從11月11日至12月20日4旬內(nèi)，共從宜昌運出43000余噸,。此數(shù)字未包括12月間木船運輸量,。待運軍品器材還有2萬噸左右?！边@個材料清楚說明：第一,，宜昌港如從11月1日算起，大小輪船加上木船運量,，并采用分段運輸辦法,，前40天運完6萬噸和后20天運完近3萬噸的軍品和民用器材，是有合理根據(jù)的,；第二,，黃著所言兩個月后“還剩2萬噸兵工器材”，顯然是最初待運的9萬噸之外后到的貨物,，因這兩個月各地器材運往宜昌的情況并未終止,，再累積兩萬噸器材也是可能的。

黃著從張守廣著《盧作孚年譜》所引1950年盧作孚在民生公司第二次業(yè)務(wù)會議上的講話中，截取“那40天中實際運的是26000噸”半句,，來“推斷”盧作孚“似有改正過去所說40天運出三分之二（相當于6萬噸）的意思”,。（134頁）其實，盧作孚所說的26000噸,，指的是民生公司自己在最初40天的運量,，不包括其他輪船公司及木船的運量，也未提到后來20天的運量,。他在會上講這段話的目的,，是針對解放初民生公司管理不善，舉例說明宜昌搶運時民生公司加強管理所取得的顯著成效,，也決無“改正”40天運出三分之二（相當于6萬噸）舊說的意思。他的原話是：“我們會議時的預算是,，從1938年11月1日到12月10日那40天中,，我們可能有運輸能力14000噸，但是因為一切都上軌道,，都有規(guī)律,，都依照計劃，就是中間最困難的幾項都能夠執(zhí)行,，就辦到了那40天中實際運的是26000噸,。”（《盧作孚年譜》,，重慶出版社2005年8月）這里所謂“實際”,，是與民生公司“可能有”的運輸能力相對而言的。黃著卻故意斷章取義,，將它曲解為與莫須有的“虛數(shù)”,、“假話”相對而言，試圖以此“證明”盧作孚與民生公司當初的說法是撒謊,。這樣做實在有點不擇手段,。還須指出的是，民生公司在川江的輪船全是客貨兩用,，所以在抗戰(zhàn)時期,，不但搶運了大量軍、民用物資,，還搶運了眾多人員,。據(jù)《民生公司史》統(tǒng)計，僅在1938年,，民生公司搶運出川抗日的部隊共30余萬人,，彈藥4600余噸，輜重487噸（176頁）,；在抗戰(zhàn)開始后的9個月中,，搶運入川的機關(guān),、團體、學校,、工廠,、醫(yī)院等單位的旅客共約64000人（1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