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再來看看橫向的比較：
應該指出,，近幾十年來走出口拉動型經(jīng)濟發(fā)展道路的國家不只中國,，尤其在東亞、東南亞,，高出口,、高順差,、高外匯儲備的現(xiàn)象在不少“新興工業(yè)化地區(qū)”都是一個重要階段,。這些經(jīng)濟體在這個階段的消費率也不高，但卻遠遠沒有低到今天中國那種程度,。如日本在這個階段最典型的1980年消費率為55％,，韓國在1990的消費比例為52.3％，馬來西亞1990年為51.8%,，泰國1990年為56.6%,，臺灣1980年消費率也有51.5%。這些消費率都比如今的中國高了十幾至二十個百分點,。
還有印度,，作為發(fā)展中大國，經(jīng)常成為與中國比較的對象,，但印度1980,、1990與2002年的居民消費率也分別達到72.1%、61.7%和64.9%,。印度雖然并非高順差的出口導向型國家,，但在近年來的經(jīng)濟高速增長階段積累率也比較高，從1980年代的20%左右,，上升到2008財政年度的39%,，在年經(jīng)濟增長率提高到9%的同時，居民消費率也從1980年代的70％80%降到2008年度的54%,?？梢哉f,，高積累率推動高增長應該是合乎邏輯的，并非哪個國家獨有的現(xiàn)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也沒有像中國那樣過分。最近這些年來印度居民消費率雖處于歷史低位,，但仍比中國高得多,，而它的經(jīng)濟增長率只比中國稍低一點兒。
最后,，同樣作為向市場經(jīng)濟轉軌的“前計劃經(jīng)濟國家”,，中東歐諸國（即所謂“新歐洲”國家）制造業(yè)也很發(fā)達，轉軌后向西方出口制造品也有大幅度增長,。但是這些在民主制下進行轉軌的國家,，與中國的明顯不同在于它們的居民消費率提高得很快。反映在外貿上,，就是中東歐轉軌國家的出口明顯增長的同時,，它們的進口同樣在增長，甚至增長得更快,，以至于不時出現(xiàn)外貿赤字,。由于轉軌期民主制下一定程度上存在“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圈地客”的現(xiàn)象,，歐盟也有勞工標準和福利門檻的要求,，東歐并沒有像“劇變”之初一些人預言的那樣出現(xiàn)外資爭相涌入、血汗工廠的廉價商品洪水般涌出,，而國人卻消費很少的“中國現(xiàn)象”,。在市場與人權都“與國際接軌”的情況下，它們的GDP增長率沒有中國高,，但在世界上仍然屬于高增長之列,。而它們居民的消費水平、社會公平程度與社會保障都比我們強得多,。當然它們的經(jīng)濟也有問題,，然而卻與我們相反（與美國倒有點類似）：它們的問題不是“內需不足”，而是“內需過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它們也受到這次危機的感染,，然而其表現(xiàn)也是西方式的，而不是中國式的,。
總之,，無論就中國經(jīng)濟幾十年來的縱向分析看，還是就中國與其他國家及經(jīng)濟體的橫向比較看,，影響居民消費率的因素是多樣的：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選擇出口導向型,、經(jīng)濟發(fā)展處于高增長階段,、經(jīng)濟體制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軌，都會影響居民消費率的提高,，還有些人說儒家文化有高儲蓄傳統(tǒng),，也會壓低消費率。同時不言而喻的是,，居民消費率也并非越高越好,，處在上述幾種因素影響下的國家消費率低一些是正常的。很多窮國與經(jīng)濟停滯國家積累率低下,，一點點產(chǎn)出吃光了都不夠,，居民消費率顯得奇高，這同樣是一種病態(tài),。
但是無論如何,，像我國如今這樣奇低的居民消費率，無論與東亞,、東南亞那些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與我國類似的出口導向型經(jīng)濟體相比,，與印度那樣同處于高增長階段的發(fā)展中大國相比，還是與“新歐洲”那些同樣發(fā)生了經(jīng)濟轉軌,、并且增長率也很高的“前計劃經(jīng)濟國家”相比,，甚或與文化傳統(tǒng)相似的韓國、臺灣等東亞“儒家文化圈”中經(jīng)濟體相比,，我國如今的居民消費率都要明顯地低得多,，在國際國內這都被認為是不正常,。而且造成這種奇低消費率的原因,、至少與上面提到的那些類似國家相比，不能用上面列舉的那些因素來解釋,。顯然,，這只能與我國獨特體制下“低人權優(yōu)勢”造成的尺蠖效應對居民消費率的抑制有關。
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拉動內需”就不能僅僅在經(jīng)濟政策上做文章。最近陳志武教授指出：民主才能拉動內需,。我以為這個說法很有道理,。如果我們能夠在“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這兩個方向上不斷取得進展,，逐步改變如今這種依靠“低人權優(yōu)勢”展現(xiàn)“競爭力”,、GDP增長雖然迅速但成果分享方面的缺陷卻日益嚴重的狀況，我們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內有凝聚力,、外有感召力的大國,。（來源：《鳳凰周刊》2009年7月15日,，作者：秦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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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秦暉
編輯：
彭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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