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大學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轉移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guī)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人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馮友蘭做過8年的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他在起草這篇著名的西南聯大紀念碑文時，這位冷靜的哲學家內心一定涌動著一股激情,。強寇壓境,，北大,、清華,、南開三大名校被迫南遷，合組西南聯大,。如果從組建“長沙臨時大學”算起,，轉眼已有70個年頭。幾天前,，三校的現任校長齊聚南開大學,，為復制的西南聯大紀念碑揭幕（據新華社報道）。

也許比立碑更重要的就是真正傳承西南聯大的學統,，比熱鬧的紀念更重要的是默默發(fā)揚西南聯大的精神品格,。兼容并包也好，學術自由也好,，簡而言之,，西南聯大的傳統首先就是對“學本位”的堅守。以學術為本,，以教學為本,，以教師為本，以學生為本,，本來即是普世公認的大學原則,，不獨西南聯大如此。令后人感到安慰和欣喜的是,，即使在戰(zhàn)火綿延,、民族危亡的年代，西南聯大仍始終堅持學術自由,、教學自由,、教授治校、學生自治,，教授會代表的選舉一直沒有中斷,，學校的重大事情都經過教授會議討論決定,。曾經在西南聯大求學的學子，回首當年,，對這所戰(zhàn)時大學更是心存感念,，何兆武、許淵沖,、趙瑞蕻……他們的回憶都令人悠然神往,。

當年，聞一多教授為研究生王遙畢業(yè)論文初試一事,，寫信給主持校務的常委梅貽琦和教務長潘光旦,，將有關事項一一開列在信上，包括要“文書科辦通知”,，“事務組屆時照例預備茶點”,，邀請哪些教授出席，等等,。第二天,，梅貽琦的批復只有兩個字：“照辦”。這不過是平平常常的一件小事,，校方尊重教授,，“文書科”、“事務組”這些行政后勤人員為教學,、為教授乃至為學生服務,，這一點在西南聯大和更早的清華、北大,、南開都已形成慣例,。正是在這種“學本位”的氛圍中，老師埋頭治學,，學生一心求學,，課堂內外彌滿了學術的空氣，物質上的極度貧乏與他們精神的富足構成巨大的反差,。許多教授一生中最好的著作是那個時候寫的,，許多學生把這段生活看作是一生的好時光。

可以說,，那個存亡絕續(xù)的關頭,，西南聯大所代表的大學，《大公報》代表的報業(yè),，商務印書館代表的出版業(yè),，就是中國的精神柱石，是民族文化不滅的象征,，它們輾轉流徙,，在極為艱苦的環(huán)境下,，堅持“世界胸懷”和“中華情結”，創(chuàng)造并留下了一個值得我們永遠追尋的傳統,，這個傳統中,，不畏強勢、傲然獨立也是它不可忽略的精神內核之一,。

陳立夫做戰(zhàn)時教育部長,，試圖統一大學的課程教材，西南聯大的教授拍案而起,，校方和他們站在一起,，1940年6月10日，經西南聯大教務會議通過,，正式致函教育部,，要求教育行政當局給學校更多的教學自由，對于統一大學課程教材和學生成績考核辦法等,，他們逐條予以反駁,，有理有據,，其中莊嚴指出：“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縱不敢謂極有成績,，亦可謂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這是西南聯大守護“學本位”傳統的一次經典性努力,。

值得一提的還有教授們并沒有把自己關在學術的象牙塔里,，兩耳不聞窗外事，在致力于專業(yè)研究和教學之余,，他們關懷國事,，時刻牽掛著本民族的命運，這也是西南聯大傳統中不可遺忘的一部分,?？箲?zhàn)勝利之際，包括朱自清,、聞一多,、張奚若、湯用彤,、錢端升在內的十教授,，聯名寫給國,、共兩黨領袖的那封公開信，僅僅是書生問政的一個普通例子,，在“治亂間不容發(fā)”的歷史關頭,，這些知識分子不會選擇沉默，他們要發(fā)出自己獨立的聲音,。碑文中鐫刻的“違千人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在這些史實中可以找到元氣淋漓的生動見證,。即便時光遠去,，站在今天遙望西南聯大傳統，我們也不能只剩下遙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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