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汪東興是制訂具體行動方案的組織者,，是整個事件的關鍵人物之一,。1980年代以來，汪的作用被有意淡化,，與事實不符,。吳德口述一個值得注意的看法，就是比較肯定汪在行動中的作用,。按吳的評價,，汪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出了大力，功不在李之下,。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3年第5期,，作者：韓鋼 系文史學者、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原題：《有關粉碎“四人幫”事件的史實和疑點》

關于粉碎“四人幫”的歷史事件,，學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由于缺乏檔案文獻,，研究者主要依據(jù)回憶和口述資料來梳理和討論,。親歷者和當事人的記憶多有齟齬和出入，研究者關于一些史實特別是細節(jié)的敘述也不盡一致,；至于種種未經證實的說法,，在坊間更有不少流傳。抓捕“四人幫”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層權力更替,，政治風險極大,。筆者猜測，出于謹慎和保密,，除了筆記,、日記、字條之類的個人資料,，很可能當年就沒有多少文獻,。目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相關研究還要基本依靠回憶和口述的進一步披露來深化。

從回憶和口述看,，整個事件的主動當事人（以下簡稱當事人,。筆者將該事件的當事人分為主動方和被動方，決定和實施抓捕者為主動當事人,，被抓捕者為被動當事人）,，大致可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個層級是決策層，即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吳德,，核心人物是華、葉,、汪,；吳、李參與商議較多,；陳錫聯(lián),、蘇振華、紀登奎,、陳永貴,、倪志福或者參與過商議,，或者知情,。第二個層級是領導指揮層，主要人物是汪東興,、吳德,。第三個層級是組織實施層，主要人物是張耀祠（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武健華（時任中央警衛(wèi)局副局長）和吳忠（時任北京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耿飚（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lián)絡部部長）、邱巍高（時任北京衛(wèi)戍區(qū)副司令員）,。第四個層級是具體執(zhí)行層,，即直接參加行動的八三四一部隊和北京衛(wèi)戍區(qū)官兵。需要說明,，還有幾位當事人如李鑫（時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之一）,、周啟才（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作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參與了事件,，了解一些情況,，所處地位相當于組織實施層。上述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最值得重視,。

從還原歷史的要求說,，回憶和口述是記憶性史料，雖屬第一手資料,，但不宜簡單采信,，而需要與其他史料比對和參照，或證實,，或證偽,，或存疑。本著上述要求,，本文對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以及相關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實作一綜述,，并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問題。

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醞釀：葉,、汪四次密談

粉碎“四人幫”后,，一個廣為宣傳的說法，是毛澤東生前即對“四人幫”問題早有察覺,，并對解決他們的問題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說過他們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后年解決,。”（《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人民日報》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來,，這顯然是政治策略說辭。毛澤東所說的“解決”,，同采取強力措施的“解決”是全然不同的兩件事,。

那么，采取強力措施解決“四人幫”究竟是如何醞釀的呢,？現(xiàn)有回憶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醞釀的是葉劍英。據(jù)對王震,、王石堅和聶榮臻秘書周均倫的訪談,，毛澤東生前，葉劍英就曾同王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等人談過解決“四人幫”的話題,；毛澤東逝世后，葉劍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將帥議論過此事,。據(jù)對云杉的訪問,，葉劍英曾邀請烏蘭夫（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談話,，征求意見,；烏蘭夫明確支持葉的主張。據(jù)對李德生（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沈陽軍區(qū)司令員）的訪談,，他去看望葉劍英，葉曾暗示他當務之急是果斷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參見《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憶錄里也談及：毛澤東逝世后他到北京參加治喪活動期間，曾去看望葉劍英,，葉談了當前形勢,，還開著收音機談話，他明白葉是用這種方式征求意見,，要果斷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李德生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