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直以來有一個著名的說法,，即甲午戰(zhàn)爭后,，日本將從《馬關條約》中攫取的巨額賠款都用在了發(fā)展教育上。有了人才,，才使日本的經(jīng)濟和國力得以騰飛,。而之后，又出現(xiàn)了另一種說法,，即日軍將這筆巨款都用在了窮兵黷武擴充軍費軍備上,，對于日本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騰飛沒有起到多大作用。那么史實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日本究竟如何使用這筆巨額賠款的,？我們今天就來聊聊這個問題,。

通過甲午戰(zhàn)爭日軍從清朝榨取了多少賠款？

1894年11月后,，中國水陸兩戰(zhàn)場連連敗北,，清政府決定對日議和。次年1月,，天皇任命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為議和全權大臣。伊藤受命后,，在給天皇的奏折中,，突出強調(diào)了“索款”對日本的重要性：“索賠一事實關我國將來之隆盛。”把戰(zhàn)爭賠款直接與日本發(fā)展聯(lián)系了起來,。

1895年2月12日,，慈禧太后派李鴻章為議和全權大臣,，前往日本議和,。4月10日，日本方面向李鴻章正式提出和約約稿,，其中第四條就賠款問題寫道：“中國約將庫平銀三萬萬兩交日本,，作為賠償軍費......又，第一次賠款交清后,，未經(jīng)交完之款,，應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可謂獅子大開口,。而按照清政府對李鴻章的訓令,，“割地以一處為限，賠款以萬萬兩為斷”,。但日本方面的態(tài)度始終強硬,，伊藤博文、陸奧宗光聲稱“戰(zhàn)后賠款,，自與尋常事件不可同日而語,。”

事實上，三億兩這個數(shù)目的制定,，是日本政府既要考慮清政府承受能力的極限, 不能一下子將它搞垮, 又要小心翼翼地避免西方列強的插手和干涉, 以確保日本獲得最大限度的利益的一種折中選擇,。李鴻章被日本青年行刺后，日本有所緩和,，表示“賠款數(shù)額雖可略減,，但絕不可能作大量削減。”最終，《馬關條約》簽訂時, 其第4款的內(nèi)容最后敲定如下：中國將庫平銀二萬萬交與日本, 作為賠償軍費,。該款分作八次交完,。又規(guī)定，第一次賠款交清后, 未經(jīng)交完之款, 應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后來,，又加上了贖回遼東半島的賠償金三千萬兩，威海衛(wèi)駐軍費用150萬兩,，日本通過發(fā)動甲午戰(zhàn)爭,，總共從中國勒索銀兩達2.3億，約為當時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

馬關條約簽訂后，為了從中國盡可能地榨取更多賠款,，新任日本駐華公使林董一到北京,，變以“庫平銀成色不足”為由，提出要“庫平實足”,。

所謂庫平銀,，是為清政府所規(guī)定的國庫收支銀兩的計算標準, 并無白銀實物存在, 實際上只是一種“作為價值符號的虛銀兩”。確定銀兩的標準成色, 源于康熙時, 其成色約為935.374, 即是每一千兩紋銀含有935.374 兩純銀,。但是, 在以后的長期流通中, 庫平銀的成色在全國范圍內(nèi)未能保持標準一致,，各省有高有低。按理說,，中國賠款所用之庫平銀應以康熙標準庫平來計算,。而林董卻以貼足實足色為借口, 要求成色為988. 89。在日本的壓力下,，清政府只得就范,。僅此一項, 中國就多付給了日本1325萬兩。

除此之外,，由于國際間貨幣支付一般多用英鎊結算,，金融市場又瞬息萬變，日本方面又提出“先劃定一公平之鎊價”的問題,，結果,，僅銀鎊兌換一項，又使中國受虧約1494萬兩,。

這樣,，在甲午戰(zhàn)爭中，日本實際從中國得到的賠款數(shù)目如下：（1）軍費兩億兩,；（2）贖遼費用3000萬兩,；（3）威海衛(wèi)駐軍費150萬兩；（4）以“庫平實足”為名勒索的1325萬兩；（5）從“鎊虧”一項多得的約1500萬兩,。共計約2.597億兩,，折合日元為3.895億元，是日本實際軍費支出的2.6倍,，日本年度財政收入的4.87倍,。

日本將甲午賠款全都用到了教育上這是真的嗎？

廣為流傳的“甲午賠款全用作教育”的說法,，其真實比重遠沒有傳言中的那么大,。

1899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教育基金特別會計法》和《考試基金法》, 以甲午戰(zhàn)爭賠款中的1000萬日元及其利息充作發(fā)展普通教育的補助費,。這筆基金相對于近4億日元的甲午戰(zhàn)爭賠款金額,，只占約四十分之一，幾乎是九牛一毛,。

但即便只有1000萬日元,，也相當于日本全國70萬選民1年繳納的稅金了對于日本教育的推動作用依舊不可小視。如,，在1900年度預算中,，日本政府從教育基金撥款50萬日元用作市鎮(zhèn)村立小村的設備費用及教育獎勵費，并于同年在第十四屆議會上通過“市町村立小學教育費國庫補助法案”,，其預算總額達100萬日元,。這樣，持續(xù)多年沒有解決的教育經(jīng)費問題,，終于開始落實,。

事實上，也正是甲午戰(zhàn)后的一段時期,，日本近代教育開始突飛猛進,。從1896年到1900年，日本創(chuàng)立了京都帝國大學,，擴充了東京圖書館,、設立了第二高等師范學校，第二高等學校,、高等工業(yè)學校,、高等農(nóng)業(yè)學校等。

從學齡兒童就學率來看,，這個數(shù)字從甲午戰(zhàn)前1893年的58. 7%提高到戰(zhàn)后1896年的64.2%, 而到1900 年修改小學校令當年更猛增至81.5%, 到1912年便達到98.2%,幾乎完全消滅了文盲,。而中等、高等教育, 特別是職業(yè)教育,同樣發(fā)展迅猛,，到大正時代日本已完全稱得上與經(jīng)濟強國相稱的“教育大國”了,。

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日本國民支持教育事業(yè)的自覺性大大提高，“當時日本舉國上下都認為中日戰(zhàn)爭和日俄戰(zhàn)爭的勝利, 是教育作用的結果”,，甚至直到甲午戰(zhàn)爭一百年后,，依舊有日本人認為“明治天皇當年下令將賠款全部用作教育了”，雖然是謠傳,，但從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對教育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