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濟南城保衛(wèi)戰(zhàn),。奉蔣介石之命留守濟南城的蘇宗轍所指揮的李延年團和鄧殷藩團,堅決執(zhí)行了羅家倫5月8日所傳達的蔣的抵抗命令,。李延年在日軍齋藤所部猛攻濟南內城西門時, 5月9日向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報告說其正在“自衛(wèi)抗拒”,。同日蘇宗轍還以“濟南衛(wèi)戍司令部”的名義發(fā)出布告,宣布其“奉令守城”的部隊“具有守土之責,但為避免沖突起見,再三讓步,退處城內”后,，日軍“仍以大炮威嚇,蔑視公理,。在彼非達到奪取濟南之目的不止,在我則職守攸關,不能放棄。今日開軍民聯(lián)席會議,結果咸主堅守,宗旨不謀而合”,。到10日,蔣介石收閱前敵總指揮朱培德轉來的蘇宗轍的電報,其中請示說：“將來侵逼至讓無可讓時,恐不免發(fā)生激戰(zhàn),如何處置?請火速電遵”,。蔣讀后批示：“速即放棄濟南城”,這才明確電令守城的北伐軍將士撤退。當夜11點,蘇宗轍接到蔣“暫行讓步,退出濟南”的電令,。但在蔣的命令送達之前,濟南守軍已經將攻城日軍一個營“全部殲滅”,。

蔣介石知道“抵抗”實際上正在進行,故而他在5月10日的日記里寫道：“聞倭軍攻擊濟南城甚烈,不知李(延年)團死傷如何?嗚呼!”待蘇宗轍率領李延年團、鄧殷藩團突圍出城時,已是11日凌晨,。11日上午日軍占領濟南城,。但北伐軍的棄守濟南,使日軍在濟南失去了進攻對象。在濟南城外附近的日軍隨即也停止了軍事行動,。

綜上所述,，蔣介石在5月10日兗州會議前，是用一種有些矛盾的心態(tài)應對濟南事件：一方面不甘于日軍的欺侮進行抵抗,，另一方面迫于壓力又不想讓事態(tài)擴大追求盡快解決而選擇不主動攻擊日軍,，而是只在日軍主動挑釁和進攻時進行防御作戰(zhàn)。

“不抵抗主義”的原因：對日軍的妥協(xié)都是為了張作霖

也有讀者會說,，5月10日前蔣介石是消極抵抗,，不敢全面抵抗，5月10日后更是明確了“不抵抗主義”,，難道不是喪權辱國妥協(xié)退讓嗎,？

其實，要求強硬進行針鋒相對作戰(zhàn)的北伐軍將領大有人在,，但蔣介石最終說服了他們,。在5月5 日舉行的黨家莊緊急會議上，雖然馮玉祥等認為應當采取強硬立場,，堅持“現(xiàn)在沒有別的辦法,，只有用革命力量先把這地方的日本人俘虜了再。至于說出什么大事,，我覺得革命就是大事”,，駐濟南革命軍司令方振武也同意馮玉祥的意見，但蔣介石認為,，“我若和他作戰(zhàn),，便上了他的當,，北伐事業(yè)將付諸流水”，要“等到北伐成功,，全國統(tǒng)一之后,，再來和他算賬”，馮玉祥等接受了蔣介石的建議,，因而中方并未采取報復行動,。”

蔣介石“北伐事業(yè)將付諸流水”的說法是他逃避責任危言聳聽的托詞嗎？實際上不是,。

后來炸死張作霖的首謀河本大作二戰(zhàn)后在監(jiān)獄中回憶了濟南慘案的內幕,，與張作霖大有關系：“是張作霖的日籍軍事顧問松井七夫和町野武馬唆使日本財團大倉組，賄賂了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并在相當的程度上促使田中義一作出了出兵山東,，制造‘濟南慘案’的決定。這是張作霖對付蔣介石,，阻撓北伐軍北上的一個手段,。”

而日本政府一直最為在意的就是自己的“滿蒙特權”，相對自己扶植起來的張作霖,，南方國民政府對于維系自己在東北的特權明顯是不利的,。在面對國民政府北伐，張作霖奉系軍閥節(jié)節(jié)敗退的現(xiàn)實時,，雖然不好赤膊上陣,，直接阻止，但想方設法制造借口對北伐進行干擾甚至打斷自然成為不二之選,，濟南事變的爆發(fā)正好給了日本一個阻撓北伐,，保護張作霖的機會。

這也是蔣介石所說“北伐事業(yè)將付諸流水”的意思所在,。

事實上,，蔣介石的處理對于大局來說是相當有效的。當時國民政府的首要目標為統(tǒng)一中國,。而濟南事變發(fā)生后，日本正有架次挑起更大規(guī)模中日沖突今兒攫取更多利益的打算,。并且,，在事變后日本國內媒體和坊間流言均充滿激烈的反華情緒的推動下，日軍已經“完全超越保護居留民的范圍而開始了以全中國民眾為敵的行動”,。

如果蔣介石意氣用事與日軍全面開戰(zhàn),，導致1928年日軍即侵入中國，北伐統(tǒng)一的事業(yè)必將失敗,。也必將導致中國局面大亂,，英,、美和日、蘇必然介入紛亂的中國政治,，中國政治前途必將平添變數,。蔣介石的全面脫離接觸，繞道北伐的決策,，避免了事態(tài)發(fā)展到這一最差局面,，最終保證了國民政府北伐的勝利完成。

而濟南事變發(fā)生后,，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在軍事上冷處理的同時在外交上積極出動,，聯(lián)合英美施壓日本，也使田中政府原本極端強硬的態(tài)度最終軟化,。

最后,，筆者用專家的一段話總結濟南事變中蔣介石的處置：

“蔣介石對濟案的冷靜處理，作出忍辱負重繞道北伐的決策,，使得國民政府在國際道義上占得先機,，而田中內閣積極的對華干涉政策不僅未能將東三省同中國本土分離，反而激化了中國民眾對于日本的不信任和仇恨,，在民族大義面前,，張作霖等最終通電表明了“停戰(zhàn)息爭”的態(tài)度。在田中義一的慫恿下,，關東軍最終炸死了張作霖,，結果不僅導致東北于1928 年底宣布易幟，服從南京國民政府,，而且加深了日本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

1928年5月初的濟南，兩只相互仇視的軍隊在一系列細小摩擦不斷醞釀后終于釀成了震驚世界的濟南事變,，由此打開了通向中日兩國全面戰(zhàn)爭的道路,。而身處事變之中的蔣介石，為了北伐統(tǒng)一最終選擇了忍辱繞道的決策,，也為未來的抗戰(zhàn)大業(yè),，奠下了全國一統(tǒng)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