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本期《重讀抗戰(zhàn)》我們來看一看四川軍閥。抗日英雄王銘章戰(zhàn)死前曾說過“現(xiàn)在只有犧牲一切以完成任務，雖不剩一兵一卒,，亦無怨尤。不如此則無以對國家，更不足以贖川軍二十年內戰(zhàn)之罪愆了,！”，那么七七事變前四川軍閥都做了什么能讓王銘章有此感嘆,？傳說中的“四川王”劉湘被嚇死又是怎么回事,？我們將在本期中揭曉答案。

中國“異域”到抗戰(zhàn)大后方：四川的身份轉變

四川地處西南,，與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距離較遠,。四面環(huán)山,，鐵路未修，交通不便,。與西南以外地區(qū)的聯(lián)系,，水路主要經三峽，陸路主要經劍門關，這兩處又多險峻,。地理因素一直是四川與外隔絕,，一個主要原因，也因這種隔絕,，在民國初年到七七事變之前,，四川被很多國人視為“異鄉(xiāng)”。

除了地理的主因外,，自1924年熊克武以北伐名義率部出川,，其后的10年間，國民黨基本上在四川喪失了政治影響力,，四川政權落入新興軍人的手中,。比起更具全國性質的國民黨人，四川新興軍人行事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善于內斗,，而不大參與全國政爭,。自1920年代始，新興軍人占據(jù)權力中心,，四川戰(zhàn)爭乃真正成為“內戰(zhàn)”,，也就喪失了道義上的正當性。1925年,，就已有人批評四川軍人“并無何等遠大思想,，只求其食前方丈，侍妾數(shù)百人,，金錢狼藉,，于意已足”。

當時人認為,，四川新興軍人“沒有統(tǒng)治全國的奢望”,。竊以為“奢望”二字頗能曲盡四川軍人的心態(tài)。川軍多頭并立,，軍事競爭十分激烈,，能站穩(wěn)腳跟、立定地盤已不易,，遑論“統(tǒng)治全國”,？四川軍閥劉文輝曾稱，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自以為已經能夠收拾四川的其他軍人了,，就“不愿局促于四川一隅，一心想要從夔門以外去擴大政治局面”,，但很快敗退,。大部分軍人還是要實際得多,，以自保為主。

與此同時,，四川軍人的自信心也在下降,。不但無向外發(fā)展的“野心”，連統(tǒng)一四川甚至自保也要引外援為助,。當時，“在國內幾乎沒有一個較大的軍閥處,，甚至沒有一個通都大邑沒有四川軍閥的代表”,。四川多頭并立，不能統(tǒng)一,，頗為外省軍人看不起,。因此，他們很少與川軍結盟,。結交外援成了一廂情愿,，結果只能用內斗的方式解決問題。

傅葆琛曾經說,，四川人“素來不去管外邊的閑事,。外邊的人也非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不去管四川的事”,。20年代的四川在全國政治地圖上處在一個非常“偏僻”的位置,，對“外邊”的影響遠還未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因此,，也就常常處在忙于逐鹿中原的外省軍人和“中央政府”的關注視野之外,。從實際看，南北政府對待四川軍人多采取承認現(xiàn)狀的態(tài)度,，分別委以官銜,，借以羈縻。這些“官銜”又往往成為四川軍人內戰(zhàn)的憑資,。

外省人不了解四川,，四川在中國如同“外國”：“軍閥林立，兵匪如毛,，蜀道艱難,，外省人聞而生畏，不得履其地知其詳,，有加以秘密國之稱者,。省外人視四川，幾如外國人之視中國,，且或更有甚焉,。蓋外國人雖不知中國,，然常派人來華調查，省外人不知四川情形,，鮮有聞入四川作切實調查者,，省外人之知四川，全憑報紙所載之一二簡短通信而已,。”

如此異類的四川,，在1937年全面抗戰(zhàn)開始后，卻搖身一變成為了“抗戰(zhàn)大后方”,，而這個華麗的轉身,，又不得不說南京國民政府“抗戰(zhàn)大后方”計劃。

四川是如何進入蔣介石視線被選為“抗戰(zhàn)大后方”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蔣介石及國民政府鑒于日本的局部侵華和中國首都南京的危險境地,，開始籌劃在中國內陸地區(qū)尋求一個安全的戰(zhàn)略基地，并初步打算以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jù)地,。1931年9月26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記載準備將首都遷到西北，準備與日軍一戰(zhàn)的思想,。10月3日,，蔣介石在與熊式輝商量備戰(zhàn)計劃時認為，無論和與戰(zhàn),，西北實為政府的第二根據(jù)地,。這說明，在日本發(fā)動“九一八”事變不久,，蔣介石心目中的后方根據(jù)地是在西北,，戰(zhàn)時首都放在了西安。

很快,，這一設想就有了實踐的機會,。1932年“一二八”事變的次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表示,，“余決心遷移政府于洛陽與之決戰(zhàn),，……否則隨時受其威脅，必作城下之盟也”,。1月30日,，國民政府即發(fā)布《移駐洛陽辦公宣言》，表示“政府為完全自由行使職權,，不受威脅,，決定移駐洛陽辦公”。國民政府遷都洛陽,，是由于首都南京靠近上海,，一旦戰(zhàn)事發(fā)生,，毫無堅守的余地和希望。隨即,，國民政府在洛陽召開了一次國難會議,，其討論的中心內容是以“西北作最后的長期的抵抗根據(jù)地，打破自建立民國以來最嚴重最危急的當前的困難”,。3月1日至6日,，國民黨在洛陽召開四屆二中全會，決議：一,、以長安為陪都,，定名西京。二,、以洛陽為行都。三,、關于陪都之籌備事宜,，應組織籌備委員會，交政治會議決定,。

面對日本的步步緊逼,，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被迫遷都，并開始了對西北根據(jù)地的經營,。正如宋子文所說,，“西北建設不是一個地方問題，是整個國家問題?，F(xiàn)在沿海沿江各省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我們應當在中華民族發(fā)源地的西北，趕快注重建設”,。

為此,，國民黨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籌備委員會，加緊對陪都長安（即西安）的籌劃與建設,，并先后討論通過了蔣介石提議的《切實進行長安陪都及洛陽行都之建設事宜案》和行政院秘書長諸民誼等人提出的《開發(fā)西北案》,。前者決定“為統(tǒng)一事權起見，將長安改為行政院直轄市,，即兼負建設陪都之責任,，其市區(qū)應根據(jù)陪都之計劃，劃定適當區(qū)域,，市之經費,，由國庫撥款”。后者決定設立行政院直轄的西北拓殖委員會,，負責對陜,、甘,、綏、寧,、青,、新各行省全境及外蒙西部等處的開發(fā)建設。全國經濟委員會也專門設立了西北辦事處,，側重從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設,。國民政府對西北根據(jù)地的重視，直接引發(fā)了“開發(fā)西北”的熱潮,。

由此可見,，在“一二八”事變后，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是以西安為陪都,、以西北為戰(zhàn)略后方準備對日作戰(zhàn)的,。但是，國民政府選擇西北地區(qū),，只是因為國民政府尚未將西南諸省真正納入其統(tǒng)治范圍,，相比之下，其控制區(qū)中只有西北可堪一用,。但是,，由于西北地區(qū)經濟落后，自然條件較差,，文教相對落后,，人力資源不足；在地理上,，西安靠近華北,，一旦華北淪陷，西安和西北地區(qū)容易受到威脅,；加之西北地區(qū)接近社會主義國家蘇聯(lián),，對于堅持反蘇、反共的國民政府來說,，其感受到的威脅并不小于日本,；同時，西北地方軍閥一直未被國民政府完全控制,，也是一塊不小的心病,。因此，將西安作為未來的戰(zhàn)時首都,，將西北作為未來抗戰(zhàn)的核心后方基地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