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日本大使館參事官若杉要在發(fā)給廣田外相的電報中補充說：“我駐各地武官的根本方針,，主要是基于對蔣介石的絕對不信任而排除其勢力,。為此，表面上雖避免華北獨立之形式,，實際上卻是要在華北五省樹立自治政權,。”

雖然1935年初中國的對日親善運動由蔣汪共同主導，但在日方眼里,，只有汪精衛(wèi)是真親日,，蔣介石則是假親日。而日本軍方發(fā)動華北事變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這種對“蔣介石二重政策”的疑懼和仇恨,，其矛頭主要也是對準蔣介石的。

華北事變的爆發(fā),，日本面對“親善”的國民政府伸手就打笑臉人,，宣告蔣介石的“一石二鳥”之計，剛開張就被胡漢民出賣得瀕臨破產,。

峰回路轉：日本將蔣介石推向蘇聯(lián)

蔣介石試圖一邊“以日制俄”,，又想同時“以俄制日”，試圖利用日俄兩強在東北的矛盾坐收漁翁之利。但日本和俄國也有打相似的算盤,。

對蘇聯(lián)來說,，中國弱小，日本才是在遠東真正的敵人,，能讓日本在對中國的侵略中越陷越深,，自然對蘇聯(lián)來說是最有利的。為此中國和日本越早全面開戰(zhàn),，并且使中國擁有能拖住日本的力量才是蘇聯(lián)的最優(yōu)局面,。

對日本來說，渲染中共對國民黨的威脅,，讓國民黨將反共放在優(yōu)先順位并對日本產生依賴次啊是日本的最有局面,，這樣日本就有機會名正言順消化東北。

但是,，日本軍部的獨走,，讓日本在直接侵略中國的路上越走越遠，中日矛盾激化,。從而讓日本失去了獲得最優(yōu)局面的機會,。

而蔣介石，在假“親善”被告密之后,，只能轉向聯(lián)蘇制日，給了蘇聯(lián)一個爭取獲得最優(yōu)局面的機會,。

乘機拉攏蔣介石,，推進中日對立直至開戰(zhàn)，蘇聯(lián)的機會出現(xiàn)了,。

蔣介石主動出擊,，開始推進蔣廷黻訪蘇后一直停滯不前的中蘇關系。

1935年7月4日,，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未及預約就訪問蘇聯(lián)大使鮑格莫洛夫,，在介紹察哈爾局勢后，以“日本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滲透至綏遠,，然后開始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為由,，征詢蘇方是否打算同中國簽訂互助條約。但鮑格莫洛夫一邊表示蘇聯(lián)愿意改善對華關系,，一邊卻又以國民政府迄今拒絕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和拖延對貿易條約的回答為由,，拒絕了孔的提議。

鑒于當時中蘇關系的核心癥結在新疆問題,，蔣介石暗中命令駐蘇武官鄧文儀親赴新疆調查已成為中蘇之間主要障礙的新疆問題的真相,，以為重構中蘇關系取得第一手根據(jù)。鄧文儀回南京后，確于10月提交給中央一份促進轉向聯(lián)蘇政策的報告,。雖然鄧的報告根本沒有反應出蘇聯(lián)對新疆滲透的嚴重,，但也恰好使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在國家主權問題上減輕了對新疆的憂慮，從而在中國對日對蘇政策的轉折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9月下旬,，日天津駐屯軍司令多田駿發(fā)表《日本對華之基礎觀念》小冊子，指出：“華北事件之結果,，國民政府雖發(fā)表轉向親日之命令,，但仍不停止暗里的反日工作。黨部藍衣社殘黨之蠢動及軍事分會之潛行的反滿行動自不待言,，即如南京政府之實業(yè)部,、鐵道部、財政部等等,，亦暗中指導阻止中日提攜,。此事依據(jù)好多實證，已甚明了,。”接著,，它以中國國民黨與蘇聯(lián)共產黨有類似的組織形體為據(jù)，強調：比起轉向親日來,，國民黨轉向親蘇的可能性更大,，最近已有很多消息證明“蔣介石有與蘇俄結合受其援助，企圖妨害帝國政策之證跡”,。

“多田聲明”意在打倒國民黨政權,。與此相反，此時,，蔣介石通過從駐蘇大使館等途徑獲得的共產國際七大的相關情報（特別是蘇聯(lián)和中共代表團的有關發(fā)言）判明：蘇聯(lián)已開始改變過去推翻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的政策,，而轉向承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核心地位，并在此前提下支持中國一致抗日,。這樣,，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確認：在對待中國政權的態(tài)度上，蘇聯(lián)和日本已發(fā)生了完全相反的變化：日本由不否定國民黨政權,，實質轉向否定國民黨政權,；蘇聯(lián)則從一心推翻國民黨政權，實質轉向承認與支持國民黨政權,。

對于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來說,，日蘇兩國的這一正相反的選擇，決定了中國政府思考未來對外方針的出發(fā)點,。

在此基礎上,，才有了陳立夫秘訪蘇聯(lián)泄密事件的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