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上一期的《重讀抗戰(zhàn)》中我們談到了29軍在華北事變后翻盤入主平津,。這里就牽涉到“華北事變”和《何梅協定》。一直以來,，網上有這么一種說法,，稱其實中日雙方并沒有達成共識，何應欽也沒有簽署過相關文件,，所謂《何梅協定》其實并不存在,。那么史實確實如此？《何梅協定》只是日本的宣傳,，其實并不存在嗎,？這期《重讀抗戰(zhàn)》我們就來聊一聊。

《何梅協定》的前提是長城抗戰(zhàn)的失敗

1933年5月7日，長城抗戰(zhàn)進入后期,。日軍突然在東起山海關、西到古北口的長城一線,，向中國的駐守部隊發(fā)猛烈的進攻,。日軍在5月19日占領了密云,，當時北平軍分會緊急調駐守在昌平地區(qū)的傅作義第59軍進到懷柔，協助第26軍蕭之楚部共同保衛(wèi)北平,，蔣介石緊急調動第42師,、第87師、第88師等部北上參加與日作戰(zhàn),，保衛(wèi)北平,。在灤河地區(qū)，日軍的第6師團,、混成第14旅團,、第14師團的第28旅團等部隊先后渡過灤河，日軍又在第29軍和第67軍的交界處突破了我軍的防線,，從而使的灤河西岸的中國守軍不得不后退,。在5月16日，日軍又占領了灤西的豐潤和遵化等地,。

北平軍分會與日本方面的代表關于停戰(zhàn)的和談也在秘密的進行,，并且談判到了非常關鍵的時刻。何應欽為了收縮戰(zhàn)線,，命令中國的軍隊撤至寧河,、寶坻一線。同時命令宋哲元的第29軍撤到三河,、平谷以東地區(qū),。在沒有遇到中國軍隊的任何抵抗的情況下，日軍順利的占領了灤西地區(qū),。同時,，剛剛成立不久的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到達北平，派出代表與日方人員進行秘密談判,。

1933年5月23日,，日軍又相繼占領了玉田、平谷,、薊縣,、三河等地區(qū)。傅作義的第59軍,，在北平,、懷柔、順義一帶構筑了防御工事，正與日軍第8師團進行長城抗戰(zhàn)的最后一戰(zhàn),。

此時,，黃郛與日方代表在北平城內達成了協議。協議提出中日雙方要在順義,、通縣,、香河、寶坻,、寧河,、蘆臺一線全線停火,。日軍在這時已經突破了長城各口的全部防線以及在灤河地區(qū)的防線,，中國守軍只好退守到平、津附近地區(qū),。日軍分別從北,、東、南三個方向對北平形成了包圍的態(tài)勢,。

但問題在于，一方面,，由于中國軍隊的抵抗,，另一方面，日本軍部給關東軍的作戰(zhàn)命令是安定熱河,，并限制日軍的活動范圍不能超過長城,，此時關東軍的行動已經大大超出了限制，因此日軍也在找一個體面撤回的機會,。

1933年5月25日,，日本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與北平軍分會的代表徐燕謀參謀在密云進行了秘密的會面,，日方代表表示接受與中國方面停戰(zhàn)的提議,。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將關于停戰(zhàn)協定的相關事宜全權委任于日本關東軍參謀副長岡村寧次,。而中國北平局分會的代委員長何應欽則將本次停戰(zhàn)協定的相關事宜授權給中國軍代表北平分會總參議陸軍中將熊斌。雙方在進行了一系列的談判之后,，最終確定了關于停戰(zhàn)的相關事宜,，同時締結了停戰(zhàn)協定：

（一）中國軍，即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臺所連之線以西以南之地區(qū)。爾后不越該線而前進,，又不行一切挑戰(zhàn)擾亂之行為,。

（二）日本軍為確認第一項之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以行視察,；中國方面對之,，應加以保護及予以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確認第一項所示規(guī)定中國軍業(yè)已遵守時,，即不再越該線追擊,，且自動概歸還于長城之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域內之治安維持,，以中國警察機關任之,。警察機關，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物力團體,。

《塘沽協定》的簽訂,，標志著歷時5個月的長城抗戰(zhàn)結束。實際上長城成了新的政治分界線,。

《塘沽協定》的成立,，直接原因是長城抗戰(zhàn)的失利。長城之戰(zhàn)的失敗從實質的軍事層面來看,，中國軍隊在武器裝備,、士兵素質、指揮能力上,，都與日軍有一大段距離,，二十九軍喜峰口的勝仗，是可一不可再的,。也正因為軍力不足,，作戰(zhàn)失敗，中國在《塘沽協定》中不得不吞下屈辱的苦果,。

從塘沽協定以后,。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是：在不承認偽滿洲國，不簽訂降日賣國條約,，以及不危及華北主權與平,、津安全的條件下，形式上的對日妥協與讓步。都盡可能的忍辱接受,。舍棄利用高漲的抗日民氣,，寧可從事務實的經濟、國防建設,，以求內政的統一與充實,。

而相對的，正如之前我們揭示的,，蔣介石表面與日親善,，背后聯蘇制日的謀略被軍閥向日本告密，導致日本抓住了蔣介石的底牌,，讓國民政府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動,。

這一切正是“華北事變”和《何梅協定》產生的背景因素。

華北事變爆發(fā)：日本挑起事端逼中國讓步

塘沽協定簽訂后,，日本即以“分離華北”為侵略中國的近程目標,，挑起了“華北獨立運動”。透過軍事恫嚇與外交施壓,，制造或藉口各種事端,，壓迫中國就范，河北事件正是日本的一次嘗試,。

1935年5月2日,，天津日租界中的《振報》社長白逾植與《國權報》社長胡恩溥同時遭人暗殺。白,、胡兩人都是親日分子，因此北平日本駐華使館武官室當即發(fā)表聲明,，謂此案系中國官方主使,，乃“對日本之非常侮辱”。

5月15日,，“孫永勤事件”發(fā)生,，使日方多了一個挑事的藉口。孫永勤系熱河農民,，因不堪日,、“滿”壓迫，集眾反抗,，淪為綠林,。當其活動于熱河境內時，偽“滿洲國”頗受其擾,，故國民政府方面有稱孫為義勇軍者,；后來孫部退入長城內側的河北遵化縣，依舊搶掠燒殺，華北當局遂將其視為土匪,，由戰(zhàn)區(qū)保安隊會同日軍加以剿滅,。但事后日軍卻表示遵化縣長接濟孫永勤，違反塘沽停戰(zhàn)協定,，5月20日北平日本使館武官高橋坦向何應欽遞交書面通知,，表示日方將追究責任，除抗議白,、胡暗殺案外,，并表示華北中日關系惡化，肇因于蔣中正表面親日,，暗中排日,，于學忠恃張學良為后援，不奉中央命令（河北省主席于學忠是東北軍將領）,，要改善華北中日關系,，必需去除此兩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