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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傳統(tǒng)政治與西方經典自由主義的主張相通,，基本是一個不特別主張“作為”的“小政府”模式,。正因“作為”方面的要求不高,，故產生與此配合的輕徭薄賦政策,，不提倡政府與民爭利,。像電視劇中為國庫增加庫銀5000萬兩的雍正皇帝,，今日有些人或視為政績，以傳統(tǒng)觀念看就是以苛政虐民的典型暴君,。問題在于,，輕徭薄賦的“小政府”在遇到外患時便常顯捉襟見肘之窘境，以富強為目標的晚清“新政”舉措基本是西來的,，與近代西方重“管理”的觀念是“一家眷屬”,，而與“無為而治”的傳統(tǒng)取向恰是對立的。
庚子后新政的主要內容包括興學堂,、辦實業(yè),、治警察、行征兵等,，而其中一大項為地方自治,，范圍包括成立府州縣城鄉(xiāng)鎮(zhèn)自治組織、調查戶口和歲入歲出,、設立自治研究所等,。所有這些都受西來的“管理”觀念影響，需要巨大的財力支持,。而清政府的現實困境是,，新政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超越了本已不堪重負的中央財政的承受力。解決之道有二：一是進一步增加稅收品種和數量,，這是西方的常識,，然非中國民眾所習慣，必然造成對新政的敵視,；二是借外債,，也是史無前例之舉。
在國民黨統(tǒng)治以前,，政府不與民爭利的傳統(tǒng)大致得到遵循,，近世漸多的“捐納”制和清季民初政府大量借外債，雖因不免涉及政治“腐敗”和“賣國”而為時人和后人詬病,，恐怕也都是小政府體制不得不行使大政府功能而又試圖不違背傳統(tǒng)的一種變通性舉措,。事實上，“捐納”更多是取得進一步考試的資格或身份的轉換,，真正直接通過“捐納”入仕者并不多見,，故其“腐敗”的程度也是想象大于實際的,；但對“正途”的士人而言，這既是直接的威脅,，也是朝廷“失道”的表征,。而在民族情緒上升的年代，借外債則會增加學生群體的反抗,。
換言之,，若不解決小政府的問題，清季政府實際陷于一個詭論性的微妙處境：不作為則無能,，欲作為則無財，而解決之道又處處威脅自身的統(tǒng)治正當性,。雖歷史不能后設,，試想若政府將捐納和借款所得款項悉數轉換成賦稅而施之于民，恐怕其因“失道”而崩潰的時間還更快,，其所受時人和后人的詬病亦決不更少,。
或許可以說，包括廢科舉在內的晚清新政有一致命的弱點,，即當時已形成一股內外夾攻的政治變革壓力,，在政府終于認識到全面改革已是刻不容緩并主動推行自上而下的系列改革措施之日，卻正是大量過去維護朝廷的那些士人開始對政府失去信任之時,。在士人心態(tài)與清廷政策頗有距離的情形下,，各類改革的不斷加速進行，也反映出政府希望可以藉此挽回士人的支持,。
廢科舉就最能證明朝廷改革的決心,，但其不僅徹底打破了傳統(tǒng)中國政治統(tǒng)治模式，而且連帶摧毀了傳統(tǒng)中國社會結構,，使兩千年為四民之首的士人這一社會軸心無所適從,，故推翻帝制的革命和新建以西方為榜樣的共和政制都可以說是邏輯的結果。辛亥革命的“容易”是明顯的,，蔣夢麟后來回憶說：“革命號角一響,，政府新軍相繼向孫中山先生投誠。短短幾個月之內,，統(tǒng)治了中國幾百年的清朝帝室就像秋風落葉般消逝了,。”革命的“容易”當然有其原因：事情總要了結,，國家需要安定,，革命者需要“勝利”，妥協(xié)則滿足各方面的要求,。今人常常忽視的一個要點是,，事情最終是以“禪讓”的方式解決的,。
正因為民國代清是妥協(xié)的結果，除易姓外的其他問題還需要解決,，所以對政治人物的真正考驗是在此后的嘗試共和之上,。特別是民國最初幾年，解決得好則氣象一新,，可取信于天下,，而諸事易為；不然則麻煩開始,。惜各方氣度眼光都不夠遠大,，而民間的不滿開始。如蔣夢麟所回憶：“勝利的狂歡不久就成為過去,，慶祝的燭光終于化為黑煙而熄滅,。”
魯迅也曾記得民元之時他“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但到民國二年之后事情“即漸漸壞下去”,。傅斯年更形象地描述說，民國元二年間的狀態(tài)像曇花一般的怒發(fā),，而民國三四年間則像冰雹一般的摧殘,。可知民國代清不過兩三年,，就曾引起士人的普遍失望,。當時對于帝制甚或“復辟”的嘗試，最為史家所詬病,，或也提示出一種向傳統(tǒng)尋求思想資源的傾向,，而帝制和“復辟”的失敗恐怕也連帶著影響了“傳統(tǒng)”在此后的命運和作用。
無論如何,，要明確認識民國代清是“禪讓”這一基本事實,，才能了解梁濟想要表述給社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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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羅厚立
編輯：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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