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盧氏雜記》所述的濟遠逃跑問題。書中這樣寫道:

致遠既覆,，超,、揚既火，廣甲尤膽落,，急返棹而逃,。……濟遠當敵之沖,，迎擊既久,，炮多炸裂傾倒，無以應敵,，于是亦逃,。

據(jù)此，有論者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廣甲逃離戰(zhàn)場并非在濟遠之后,，而是在濟遠之前”。第二,，“廣甲在船炮無恙,，士卒未傷的情況下帶頭逃跑,，屬于臨陣脫逃，而濟遠則屬被迫撤離,，更不存在方伯謙駕濟遠先逃,，廣甲隨逃的問題?！逼鋵?，《盧氏雜記》的這段話，完全是出自《冤海述聞》,，并不是什么新材料,，論者也不認真查對，不能不是一個疏忽,。何況《方氏自述》已經承認,，他駕艦駛退時廣甲還在戰(zhàn)場上，廣甲又怎么可能先濟遠而逃呢,？

由此可以認識到:辨析史料,，是歷史研究過程的起點和基礎；不從史料的考辨入手,，也就談不上科學方法的歷史研究,。《盧氏雜記》的歷史價值太低,，視之為信史，據(jù)以為方氏翻案,，是很容易上當受騙的,。

所謂“西戰(zhàn)場”說，完全是靠思維創(chuàng)造的“歷史”,，與真史無涉

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期,，由于方氏后裔的介入和一些非專業(yè)人士的參與，為方氏翻案的勢頭越來越猛,，使這場學術討論變得有些復雜化了,。1991年9月，“甲午戰(zhàn)爭中之方伯謙問題研討會”在福州市召開,，更使翻案的勢頭達到了高潮,。

會前，我曾接到邀請函,，因為預計到會議未必能夠保持正常的學術氣氛,，復函婉謝，未能親自到會聆聽,。從其后出版的《研討集》看,，所收的數(shù)十篇文章表現(xiàn)出為方氏辨冤的一邊倒傾向,。會議開幕式致詞竟然聲稱:

大量中外史料證實:方伯謙是中國近代海軍杰出的人才，在捍衛(wèi)祖國抗擊外侮的甲午海戰(zhàn)中,，是英勇善戰(zhàn)的指揮員,，決非逃兵，他蒙冤被責是清政府腐敗沒落所致,。國內外的觀點已基本取得一致,，這也是學術研討上之一大新聞。

果然,，研討會一開始便定了這樣的調子,。會后，某報刊出了這次研討會的綜合報道,，其結束語是:

綜觀方伯謙對北洋海軍的建樹和兩次海戰(zhàn)中英勇善戰(zhàn)的表現(xiàn),，應認為他是中國近代海軍中的愛國將領。

會上的不同聲音,，不僅在報導中得不到任何反映,，反而被歸入到“一致肯定”的行列中去了。既抹煞不同的意見,，又不管真實的歷史如何,，硬要樹方伯謙這樣一位“愛國將領”，這種做法是不足為訓的,。

但是,，細閱《研討集》所收的大多數(shù)文章，大都是重彈《冤海述聞》和《盧氏雜記》的老調,，毫無新意可言,，既未提供任何新的材料，也未提出任何創(chuàng)新的見解,。惟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有論者提出了“西戰(zhàn)場”說。

何謂“西戰(zhàn)場”,？據(jù)論者說,，致遠沉沒后，濟遠非但沒有馬上逃走,，反而獨自開辟了一個“西戰(zhàn)場”,。此話從何而來？論者的回答很干脆:“這是任何思維能力健全的人都能得出的推論,?！?

“西戰(zhàn)場”說一出臺，就引起了學術界的震驚。因此采訪者頗不乏人,，論者又進一步作了詳盡的說明:

致遠久戰(zhàn)沉沒后,，濟遠非但沒逃，而是惟一留在西戰(zhàn)場死戰(zhàn)不退和4艘軍艦單獨作戰(zhàn),，苦戰(zhàn)4小時,，到下午5:30才由于“無可戰(zhàn)”而退出戰(zhàn)場?！张炁聺h后炮,，不敢猛追。甲午海戰(zhàn)中國艦只打得英勇,，尤其是濟遠,，打得日本人都不敢寫明戰(zhàn)史了。在西戰(zhàn)場打得很好,，我們應該宣傳我們艦隊作戰(zhàn)的英勇,，不能長他人的志氣。

說得娓娓動聽,，感人肺腑,，無奈只是一個令人陶醉的虛幻的神話。人們不能不佩服這位論者的非凡勇敢和超人想像力,，他靠自己健全的思維——“推論”,，便推出了一個“西戰(zhàn)場”說。這個“西戰(zhàn)場”竟嚇壞了日本人,，連他們的戰(zhàn)史都不敢寫明了,。竊以為，靠虛構的英雄故事唬人,，是不能長我們民族的志氣的,。

所謂“西戰(zhàn)場”說，完全是靠思維創(chuàng)造的“歷史”,，乃子虛烏有，與真實的歷史無涉,，無須加以駁辯,。但要指出的一點是，評價歷史人物是一項十分嚴肅的學術研究工作,，不是兒戲,，不能靠噱頭嘩眾取寵，那樣只會把自己引向研究的死胡同,。(作者為山東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