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前所述,，蘇共垮臺和蘇聯(lián)解體并沒有使相當一批原蘇共官員和蘇聯(lián)官僚淪為階下囚和貧困階層,，相反，他們成為社會轉軌的直接受益者,，仍是“主人翁”,，只不過頭腦變了，面目變了,。那么蘇聯(lián)的權貴階層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轉變?yōu)橐粋€階級的?作為一個腐敗的群體,，他們又是如何使權力發(fā)生異化的?

從斯大林時期開始，蘇共就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體制,，強調鐵的紀律和黨的絕對統(tǒng)一,，打擊反對派，使黨內民主生活窒息,，黨群關系緊張,，官僚主義逐漸擴散?！蹲寶v史來審判》的作者羅·亞·麥德維杰夫說:“一些不太堅定的共產黨員有了權之后,，開始濫用自己的地位，在他們的行為中開始出現(xiàn)和共產黨人格格不入的一些征候:高傲起來,，輕視勞動人民的利益,，出現(xiàn)官僚主義——這些人開始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首先追求自己個人利益的官吏,。甚至黨的監(jiān)督也不能使部分國家機器官僚主義蛻變過程完全停止,，況且，許多黨的領導干部在成為國家活動家之后,，也沾染上了老爺作風和官僚主義這些毛病,。”“黨的機構的某些工作人員開始遠不是為勞動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影響,，黨內機構的個別環(huán)節(jié)也出現(xiàn)了腐化因素,，完全沒有什么理由使一些黨的干部享有特權,，這些特權后來又變成了目的本身，成為一種拜物教,?！盵4]

就斯大林本人而言，他早年在生活上保持簡樸,，甚至嚴格要求自己,。但是從30年代初期開始，人們便一座一座地為斯大林蓋“專用別墅”,，并且毫無限制地用公款來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華生活”,。在斯大林身邊工作的像警衛(wèi)長之類的大員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權，他們全都為自己修建了鄉(xiāng)村別墅,，坐著政府的汽車,，像政府部長、甚至像政治局委員那樣生活,。30年代初期開始,，高級干部包括汽車、別墅,、仆役在內的一切家庭生活費用由政府開支已經成為一種“制度”,，不僅黨內要員享受著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們的親屬也利用其特殊地位為“自己,、為他們的近親遠戚,，搞豪華生活”。[5]

曾在克里姆林宮生活多年的莉季婭·沙圖諾夫斯卡婭在其所著《克里姆林宮內幕》一書中提到:“隨著蘇維埃社會等級結構的形成和固定,，執(zhí)政黨領導階層的某些人開始搞特殊化,，不僅要求權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質財富和生活享受了,?！彼€說:“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墒?，同時卻開始盡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優(yōu)待和特權制度?！边@些最初還只出現(xiàn)在比較狹小的領導集團小圈子里,，但是到了后來，隨著黨政機關從中央到地方的逐漸擴大,、確定和固定下來,，而這些機關又不斷補充進來愈來愈多的“新人”，這些“新人”也為自己要求相應的權力，“要求給予他們越來越多的財富,、越來越大的特權”。于是,，“開始為黨政官員的最高階層建造住宅大樓,，在各個部門開辦克里姆林宮食堂和克里姆林宮醫(yī)院的所謂分支。所有人民委員部和其他相當有權的機構,，首先當然是國家保安機關,，也開始建立同樣只供指定的少數人使用的內部食堂、商店,、小賣部,、醫(yī)院、療養(yǎng)院和休養(yǎng)所,。這就無形中脫離了普通老百姓,，并且越來越出格”。因為不便于無限制地提高干部的工資,，于是當局想出了發(fā)“紅包”這樣一個“巧妙”的辦法,。所謂“紅包”就是一個封好的裝錢信封，這里頭裝了多少追加的錢,，按什么樣的秘密名單分發(fā),，出自哪一項基金，普通老百姓是無從知道的,。關于這個“紅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對一位采訪者也曾談到過。他在談話中不僅證實了這種“紅包”制度確實存在過,，而且指出這一制度是在大戰(zhàn)后由斯大林親自提議實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給黨內和軍隊領導干部送一大筆錢”。[6](PP22-26)

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1935年到莫斯科訪問時發(fā)現(xiàn),，連無產階級偉大作家高爾基也被當做貴族供養(yǎng)起來,。在金碧輝煌的別墅里，為高爾基服務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親朋食客數十人,。羅曼·羅蘭在他的《莫斯科日記》中認為蘇聯(lián)已經出現(xiàn)“特殊的共產主義特權階層”和“新貴族階層”。他寫道:“身為國家與民族衛(wèi)士的偉大共產黨人隊伍與其領導者們,，正在不顧一切地把自己變成一種特殊的階級”,，“而人民則不得不依然為弄到一塊面包與一股空氣(住房)而處于艱難斗爭的狀況之中”，沿途的一些農民和工人“向我們投來陰郁的目光,，有一個上了年紀的婦女向我們揮動著她的拳頭”,。羅蘭斷言:“這個黨今后還會繼續(xù)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讓構成民族脊梁的精英們與民族脫離開來,，此乃不智之舉,。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并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沒有理由要讓民族精英們把榮譽,、財富與金錢的優(yōu)勢都搜為己有”,。[7](pp117-119)關于蘇聯(lián)領導層的特權化，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一書中回顧了特權化在斯大林時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你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一切——你進入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一個單獨的國家里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xiàn),。”“全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總共有4萬人,。國營百貨大樓有一些柜臺是專為上流社會服務的,。而那些級別稍稍低一點的頭頭們，則有另外專門商店為他們服務,。一切都取決于官級高低,。”[8](PP129-134)

不過,，盡管斯大林時期確有一部分領導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的工資比較高,，還享有其他特殊待遇，但這些人為數較少,，所以當時還不具備產生“特權階層”的成熟條件,。這一群體是在赫魯曉夫時期開始出現(xiàn)的。這時,，干部已不再像斯大林時期那樣因自己的地位和命運隨時可能出現(xiàn)不測而提心吊膽,，多少有了一些安全感。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特別是其執(zhí)政后期,，一方面由于體制的僵化和干部隊伍的穩(wěn)定，特別是事實上的終身制得以確立,，另一方面由于黨內外民主和群眾監(jiān)督機制的破壞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對干部的侵蝕,，“特權階層”終于形成。據俄國學者最近估計,，當時這個階層大約有50-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300萬人之多,，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