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

陳先生曾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此時充當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起人,，確實具有多方面的特長。他是中國當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學深思,，精力過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間是他閱讀和寫作的時候,，下午則常與朋友們暢談高論,。他非常健談，我住在他家里的這一段時間內,，每當午飯后,，如果沒有別的客人打擾，他的話匣子便向我打開,，往往要談好幾個鐘頭,。他的談吐不是學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勝,。他往往先提出一個假定,，然后層出不窮的發(fā)問，不厭其煩地去求得他認為最恰當?shù)拇鸢?。談得起勁的時候,，雙目炯炯發(fā)光，放聲大笑,。他堅持自己的主張,，不肯輕易讓步，既不大顯著的差異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須說得清清楚楚才肯罷休,。但遇到他沒有考慮周到的地方,，經(jīng)人指出，他會立即坦率認錯,。他詞鋒犀利,，態(tài)度嚴峻，像一股烈火似的,，這和李大釗先生溫和的性格比較起來,，是一個極強烈的對照。

應當說,，早期共產(chǎn)黨人，是真誠的,，為了尋路而有了一個路向,，自愿地加入到一個行列里。后來的變故,，實在不能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舊世界的遺風，俄共的習氣都交織其間,，知識界自然與其發(fā)生沖突,。國共合作的時期，陳獨秀就已經(jīng)感到了其間的問題,。共產(chǎn)國際一味地讓共產(chǎn)黨消融在對方之中,。獨立性的存在就可疑了。張國燾的回憶錄不止一次地記錄了陳獨秀的發(fā)脾氣,、憤怒和焦慮,，因為他判斷的事情與共產(chǎn)國際的代表是迥異的。一種巨大的力量彌散在他的四周,，使之不得前行,。那時候他感到了黨內獨立見解的不易確立，個人的真實感受成了罪過,。連瞿秋白這樣文人氣的人,，在掌權之時亦帶有片面的、傷害他人的一面,。政黨機器的運作過程,，反將個體的人血肉之感抹殺掉了。張國燾這樣寫道：

他之反對瞿秋白的暴動政策,，與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認為這種兒戲暴動的行為，不合于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也違反列寧關于暴動的遺訓,；而且事實上每次暴動都遭受嚴重的失敗,。他曾屢次向中央進言，改變暴動政策,，但無效果?，F(xiàn)在，他極愿與我共同糾正瞿秋白中央的錯誤,。

我則指出我們以往一切對中央的勸告,，都被當作機會主義的見解，遭受拒絕了,。我慎重建議為了有效地挽救中共,，和拋棄以往糾紛以及開展以后的光輝前途，應另行組織一個工農(nóng)黨,；這個黨仍以原有的同志為基礎,，擴大其政綱要點仍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實現(xiàn)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產(chǎn)國際的一個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動,，是以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為護符的；羅明那滋等共產(chǎn)國際代表,，不懂中國情況,，任意胡鬧，是禍害的根源,。如果命名為“工農(nóng)黨”的新組織,，不再是共產(chǎn)國際的支部，而只是國際主義下的友黨,，一切取決于黨內多數(shù),，也許可以減少一些這樣或那樣的錯誤，進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如果不是作者記載了這一點,，也許我們不會懂得事態(tài)的嚴峻性。在白色恐怖的時期,，人的書齋里的設想,，大多要破滅的。創(chuàng)立過五四獨立精神的人,，現(xiàn)在面臨的恰恰是與之相反的存在,。陳獨秀被撤掉職務之后，共產(chǎn)國際就已經(jīng)意識到這位前任總書記潛在的破壞力,。俄國的托洛茨基不是被鏟除了么,？那原因是他有了異樣的聲音，不協(xié)調了,。無論是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還是中國共產(chǎn)黨,，其主要領導人都不希望有多樣的聲音,，因為那時面臨的黑暗過于強大，統(tǒng)一性,、共同性要遠遠重于分歧性,、個性。斯大林就擔心陳獨秀會不會另組一個政黨,，那樣的話,，中國革命就完全混亂。張國燾有一次見斯大林時,，就被問到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