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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次將劉曉波謾罵錢鐘書的文章立此存照,,有讀者來函說,,文學評論難有客觀標準,,不宜立此存照,。也許吧。但是那種無視基本史實,,信口開河的罵文,,算哪門子的“文學評論”,?比如這位可算是劉曉波第二的“評論家”朱大可這篇謾罵魯迅的文章,,以自己陰暗的性心理度魯迅之心,,信口開河,恬不知恥,,就是又一例子,。猶記得高一學魯迅《紀念劉和珍君》一文時,就有同學懷疑劉是魯迅的情人,她死了才讓許廣平當了替代品,。不料朱評論家的見識,,也跟性壓抑的青春期少男一般,竟將此種只可供茶余飯后談資的無稽之談,,毫不臉紅公之于眾:
“魯迅和許廣平的婚姻乍一看似乎還算美滿,,但仔細探究,卻找不出任何生命激情的跡象,。魯迅最珍愛的女人,是他在北京師范大學兼職時的左翼學生劉和珍,,她的被殺令魯迅心如刀割,。他的一篇《紀念劉和珍君》,寫得悲痛欲絕,,猶如寒夜里的一聲凄厲的狂哭,。作為劉的同學,許廣平扮演了一個劉的代用品的腳色,,她在魯迅最傷痛的時刻出現(xiàn),,竭盡勸慰之能事,這多少補償了魯迅對于舊愛的無限迷戀,,而劉則因此獲得了一個戀父情結式的升華,。”
不知朱評論家蝸居澳大利亞批評魯迅時,,手頭可有一套《魯迅全集》,?若有,只需翻一翻,,就可發(fā)現(xiàn)劉和珍犧牲于1926年3月18日,,而在此一年前,即 1925年3月11日,,許廣平就已開始與魯迅通信,,到當年7月底,信件往返41封(此據(jù)原件,,而非公開的《兩地書》),,考慮到郵遞時間后,可以說通信從未間斷,,其親密如此,。我再告訴朱評論家一點一般讀者不知道的情況:1925年8月中旬,受學潮牽連,,許廣平曾到魯宅住了約一周,,兩人于此時定情,以后常常相見,許也有時到魯宅居住,,所以信也不必再寫了(兩人恢復持續(xù)的通信,,是南下以后的事)。10月,,兩人的關系進入親昵階段,,許廣平有散文詩《風子是我的愛》記其事:“即使風子有它自己的偉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罷!不合法也罷,!這都于我們不相干,,于你們無關系,總之,,風子是我的愛……”“風子”即暗指魯迅,,“不合法”是因為魯迅有原配朱安。此時距劉和珍之死,,還有半年,。在色情狂看來,人間情感唯有性愛可言,,師生之誼全屬虛妄,,所以痛悼學生的文章,也非要當成是在痛悼情人不可,。
至于朱評論家的其他“評論”,,如聲稱魯迅初次答復蕭紅(其實是同時答復蕭軍、蕭紅)的信“充滿了罕見的,、《兩地書》所沒有的挑逗性暗示”,,乃至于“某些跡象表明,在兒子出世以后,,魯迅陷入嚴重的陽萎”,,都只能讓人覺得是在讀一位色情妄想狂的妄想,所謂淫者見淫是也,。朱評論家有一句話倒說得不錯:“上海是一個誕生騙子,、低劣商品(人品)和誹謗文化的搖籃?!彼救?,就為這句話做了條佐證。
對著魯迅“叫春”
很偶然地,,在網(wǎng)上讀到《北京青年周刊》2003年11月24日刊載的陳黎對朱大可的采訪《朱大可:這是一個文學叫春的時代》,,發(fā)現(xiàn)這位據(jù)說“被認為是中國最優(yōu)秀的批評家之一”的“當代著名文化批評家,,學者,小說及隨筆作家”也要來打我的學術打假:
陳黎:你對魯迅的評論很有意思,,我看到方舟子對你的批駁,,仿佛魯迅被你妖魔化了。你怎么看待國內學界對魯迅的研究,?
朱大可:現(xiàn)在需要做的是三件事:把北京魯迅和上海魯迅分開,;把魯迅思想和所謂“魯學”分開;把魯迅本人和那些魯學家分開,。在沒有做到這三點之前,,任何對魯迅的談論都是扯淡。方舟子對科學界作假事件的揭發(fā),,是有重要社會價值的,,但他所濫用的大批判話語,把學術清算推向過度的仇恨,,反而自殘了他的事業(yè)。他對魯迅的維護,,無非是要維護那種道德批判的“暴權”,。我注意到他對上海社科院某雜志的“誹謗”起訴,那是一個荒謬的故事,,因為那些對方用來攻擊他的用語,,正是他本人經(jīng)常攻擊他人的。方舟子不幸中了他自己調制的語言蠱毒,。這個怪圈,,就是“魯語”帶來的后果。這個“魯語”,,起源于魯迅,,經(jīng)過“文革”的發(fā)酵,已經(jīng)成為集體創(chuàng)造的盛大產(chǎn)物,,至今仍然支配著我們的學術生活,。希望方舟子能夠從這一事件中得到教益。我所擔心的是,,我自己也會一不留神掉進這個陷阱,。我必須保持對話語的警醒。(引文完)
我起訴上海社會科學界聯(lián)合會(不是朱大可所說的“上海社科院”)主辦的《探索與爭鳴》雜志連續(xù)三期刊登匿名誹謗我的文章,,被告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的一個理由,,就是說作者“野鶴”是“模仿了方舟子經(jīng)常使用的筆法和文風,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朱大可也說“那些對方用來攻擊他的用語,,正是他本人經(jīng)常攻擊他人的”,,可見“現(xiàn)居上海”者,,就不難所見略同,。且不說法律并不承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合法性,即使“野鶴”真的是在模仿我的文風,,那也是東施效顰:我在批評人時,,無不盡量做到擺事實講道理,起碼決不會為了制造結論而捏造事實,;而野鶴卻反其道而行之,,為了攻擊我有“政治野心”、是“江湖騙子” 和“偏執(zhí)狂”而捏造了大量的事實,。
朱大可之所以同情野鶴,,也不難理解,因為他本人就是個捏造事實的高手,。我那篇批駁他的文章《淫者見淫--評朱大可〈殖民地魯迅和仇恨政治學的崛起〉》所批評的正是這一點,。朱大可為了妖魔化魯迅,竟然偽造史實說:
“魯迅和許廣平的婚姻乍一看似乎還算美滿,,但仔細探究,,卻找不出任何生命激情的跡象。魯迅最珍愛的女人,,是他在北京師范大學兼職時的左翼學生劉和珍,,她的被殺令魯迅心如刀割。他的一篇《紀念劉和珍君》,,寫得悲痛欲絕,,猶如寒夜里的一聲凄厲的狂哭。作為劉的同學,,許廣平扮演了一個劉的代用品的腳色,,她在魯迅最傷痛的時刻出現(xiàn),竭盡勸慰之能事,,這多少補償了魯迅對于舊愛的無限迷戀,,而劉則因此獲得了一個戀父情結式的升華?!?/P>
我不過是指出了這個事實:1925年3月11日,,許廣平就已開始與魯迅通信,到當年8月中旬,,兩人就已定情,,而要到第二年3月18日劉和珍才犧牲。因此朱大可這段顛倒了時間順序的論據(jù)完全不成立,。這是只要翻翻《魯迅全集》,,看看所謂“魯學”入門書就可以知道的,。朱大評論家卻連基本的資料尋找、查對工作都不屑去做,,以自己陰暗的性心理度魯迅之心,,不正是淫者見淫嗎?主題先行是評論家的大忌,,不得捏造事實更是學者的道德底線,,而朱大可面對這種足以讓每個真正的學者汗顏的批評卻不僅不思悔改,反而再次以己心度人腹大義凜然地攻擊,、訓斥批評者,,可知其學術道德水準低到何等程度。不過他既然把道德批判視為“暴權”,,和他講學術道德也不過是對牛彈琴,。更奇怪的是,那篇已被證明是建立在捏造的論據(jù)基礎上的奇文還被不做修改,、不加澄清地收入多種文集中,,而朱大可也繼續(xù)當他的“中國最優(yōu)秀的批評家之一”,印證著中國批評界的墮落,。
現(xiàn)在中國文學界據(jù)說已經(jīng)進入了用下半身寫作的時代,,或者用朱大可的話說,叫做“一個真假難辨的叫春的年代已經(jīng)降臨”,,那么他要順應時代,也想用下半身寫評論,,甚至連魯迅也不放過,,要挖掘魯迅不可告人的性心理,乃至以魯迅的醫(yī)生自居憑空想象“在兒子出世以后,,魯迅陷入嚴重的陽萎”,,盯著魯迅的下半身叫春,雖然令人惡心,,也是其學術自由,。但是學術自由必須輔以學術道德,否則,,用“朱語”來說,,乃是濫用“大批判話語,把學術清算推向過度的仇恨”,、“不幸中了他自己調制的語言蠱毒”,。他還好意思裝模作樣地自勉“我所擔心的是,我自己也會一不留神掉進這個陷阱,。我必須保持對話語的警醒,?!眳s不知自己早已掉進了陷阱,而且是自覺自愿,、得意洋洋地掉進去的,,所以我們也不必假惺惺地希望他“能夠從這一事件中得到教益”,就讓他一直“自殘”下去好了,。
作者:
方舟子
編輯: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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