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這兩個“固有宿怨”的國家,，“為了滿洲的問題”，“為了中東鐵路的問題”,，不久就“相互了解”和“友好親善”起來,。為了減少日本方面的疑慮，蘇聯(lián)政府還一再“轉告日本政府說,，蘇軍的作戰(zhàn)出于防衛(wèi)目,，無意長期停留于占領區(qū)”，并表示“尊重日本在南滿內蒙特殊權利”,。7月17日日本駐華武官說,，蘇聯(lián)政府如以武力占領中東路，日本政府將不會采取行動,，除非（戰(zhàn)亂）波及南滿,，或使大連-哈爾濱間鐵路運輸受阻,。其后的事實表明，這是日本為蘇聯(lián)對華用兵開放的綠燈,，同時也是為蘇軍在滿洲活動劃定的地理范圍,。

7月23日，即蘇聯(lián)斷然決定采取軍事行動前夕,，日本駐長春領事宣布,，日本當局決定拒絕中國的任何軍隊借道南滿鐵路北上哈爾濱。這是“迫使張學良迅速屈從蘇聯(lián)壓力的關鍵性因素”,。而實際上,，日方一面“不準中國武裝部隊”經由南滿鐵路“通過長春”北運，另一方面卻讓“日商在膠州等處買大批糧米運海參威,，接濟俄方”,。

8月5日后，關東軍頻頻舉行軍事演習,，并在南滿挑起同當?shù)刂袊v軍的小規(guī)模沖突,，以牽制中國軍隊。

在美國等國家試圖對中東路事件進行調停時,，日本拒絕參與四國調停,，默認和支持了蘇聯(lián)對中國的“直接交涉”，“此為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堅持中日直接交涉之伏線”,。

蘇聯(lián)用武力解決和中國的紛爭，為日本發(fā)動武裝侵略東北作了一個直接的“樣板”,；事件發(fā)生后蘇聯(lián)和日本之間相互“默契”,、“縱容”甚至“勾結”，使蘇聯(lián)方面在中蘇沖突時得到了日本的“中立”,，而最主要的則是日本以對蘇中沖突的所謂中立,，換取了日后蘇聯(lián)對日本在東北侵略擴張問題上的最大程度上的容忍。日本現(xiàn)在對蘇聯(lián)在東北的行動不干涉,，將來蘇聯(lián)對日本在東北的行動也不能干預,，當然前提條件是不要侵害對方各自在中國東北的利益，任何第三國也別想從這一范圍內得到權益,。后來的形勢發(fā)展也確實如此,。

更重要的是通過戰(zhàn)爭，日本人看到東北軍的弱點,，認為東北軍“簡直是烏合之眾”,，“不堪一擊”，從而激起了它的軍事冒險欲望,，增強了用軍事手段解決東北問題的信心,。

可以說,，“中東路事件”一旦發(fā)生，日軍武力占領東北就成為日本試圖保衛(wèi)“滿蒙利益”的唯一選擇了,。九一八事變由此進入倒計時,。

尤其不利的，是國民政府強制回收中東路,，使中國瞬間成為世界輿論譴責的對象,，國民政府在世界上的形象，也變成蓄謀已久奪走他國合法權益,，蠻橫不遵承諾與條約的毫無國家信用的形象,。

事實上，西方各大國駐華使節(jié)普遍認為,，中方奪取中東路是有計劃,、有預謀的行動；中方每采取一個步驟,，就是向最終目標邁進一步，因此這絕不是孤立的突發(fā)事件,。例如,，早在1928年12月24日，即奉張強行接受哈爾濱電話局后第三天,，美國駐哈爾濱領事漢森在向當任國務卿洛格報告此事時便已認定,，中國的下一個目標將是整個中東路。次年2月7日,，美國駐沈陽領事邁爾斯也報告：中國人正考慮采取各種方式和措施,，以實現(xiàn)其接管中東路的圖謀。5月29日,，即中國東北地方當局突襲蘇聯(lián)駐哈爾濱領事館后第二天,，日本駐哈爾濱領事認為，此事與“中國為獲得對中東路的完全控制權而作的努力”密不可分,。1929年5月30日,，英國駐沈陽副總領事拉姆報告指出，這是本月早些時候東三省高層官員在沈陽開會討論的結果之一,，目的在加強對中東路的控制,。6月4日，英國駐沈陽總領事圖爾斯報告,，據(jù)東北政府的政治顧問端納密告,，“從俄國人手中接管中東路之事，滿州當局謀劃已久”,，他建議當局盡可能采用“和平方式”（例如以華盛頓會議“關于中東路問題的決議”為依據(jù)）,，但他們似已迫不及待,。6月29日，拉姆報告,，繼5月27日事件之后,，奉張為增強他們對中東路的控制，必將繼續(xù)采取一系列措施,。1929年7月19日,，即中東路事件爆發(fā)不久，密切關注事態(tài)發(fā)展的英國公使藍普森不無感慨地向英國外交大臣亨德森報告說,，中方占有中東路是奪取俄國的財產,，此前中方采取抽絲剝繭的辦法，逐漸侵蝕蘇方在該路的地位,，而蘇方竟遲遲未作出激烈反應,，他對此深感“意外”。

這造成了一項嚴重的后果,，就是當九一八事變發(fā)生,，日本以“中國軍隊炸毀南滿鐵路”、日軍是“保護日本合法權益”為借口出兵時,，美英各國同時表示了對日本的同情--事變之初,，他們均認為這是又一起中東路事件，又是國民政府試圖挑起事端單方面廢除條約規(guī)定的日本在東北的權利的“革命外交”行動罷了,。

內外交困,，九一八已箭在弦上了。

原本在東北的角力中,，日本,、蘇俄均是強國，中國雖有主權,，卻是弱國,，本當好好利用華盛頓體系的保護和日蘇兩強在東北的利益沖突，使弱國的利益最大化,。但我們看到這樣一個奇特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在20世紀20年代,。華盛頓體系的建立原本是以蘇聯(lián)為敵，束縛日本,，保護中國的,。但隨著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的折騰，加上蘇聯(lián)靈活的外交手腕以及蘇聯(lián)與列強關系改善的大勢,，以及日本的蠻橫與狡猾,，使局勢奇怪地變成：體系的敵人與體系束縛的對象兩大強國在竭力維護體系，而體系保護的目標這個最弱小的國家卻在全力破壞體系本身這樣一個怪異狀態(tài),。

在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局勢最終演變成這樣：

原本體系的敵人蘇聯(lián)成功擺脫“列強之敵”的身份,，成功挑起中日走向戰(zhàn)爭的不可逆轉的對立，保證了蘇聯(lián)遠東地區(qū)的安全,，成為最大贏家,；日本擺脫條約束縛，一手摧毀了華盛頓體系對中國的保護,，吞并中國東北,，收獲頗豐，但與中國進入明顯對立狀態(tài),，成為矛盾的焦點和體系直接破壞者,，實屬不智，可算有得有失,。而國民政府領導下的中國,，不但“回收國權”翻為畫餅，國土淪陷喪師失地,，并且無法繼續(xù)還喪失了華盛頓體系對國家主權和領土的保護,，可以說是最大的輸家。

不得不承認,，“革命外交”的出發(fā)點,、初衷都是好的，是愛國的,、進步的。但是國家間的交往既要看實力的對比,，也要顧及對國際慣例,、規(guī)矩的尊重。國民政府雖有好的初衷,，卻看不清自身實力的孱弱,，又無視國際政治的成規(guī)，讓愛國進步的愿望變成了無腦蠻干和國際挑釁,，最終引發(fā)了九一八事變的災難,，其教訓不可謂不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