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時間身家超千萬
1992年的綏芬河是這樣一個地方:它有自己的國旗班,，每天和首都北京一樣舉行升旗儀式,，盡管它的人口只有幾萬；城市中心有一個廣場,，廣場四周的街燈,，都是從天安門“退役”后重新上崗的；它的出租車多是北京吉普,，起步價達到1 0元,，但人們似乎見怪不怪。
這一切暗含了已當選市長的趙明非和北京非同尋常的關(guān)系,，回憶起趙,，綏芬河人說得最多的話就是“他確實改變了人們的觀念”，王學(xué)文的說法更直白:趙明非給綏芬河人洗了腦,，給公務(wù)員松了綁,。
1992年5月，市長趙明非帶著一件夾克,、兩個飯盒,、一套取自賓館的牙具、一臺小收音機,，和他母親從北京捎來的蜂王漿,，上街擺地攤?cè)チ恕,！邦^一天晚上就通知了電視臺,，”趙明非當時的秘書孫書林說，“到了現(xiàn)場,，工商局的人還喊了一嗓子:趙市長擺地攤了,，大家快來買呀,！”
趙明非的“擺攤秀”是中國下海潮的一個縮影，《變化》的作者凌志軍在書中列出了一個當年下海名人的單子:薄熙成,、李寧、黃婉秋,、張海迪,、韋唯、那英,、劉曉慶,、陸文夫、王朔……他寫道:“幾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辦公司,，學(xué)校可以去贏利,，教師可以兼職,，官員可以做買賣，倒賣緊俏物資的人可以合法地從中牟利,。一個省的檢察機關(guān)公開聲明:對回扣,、提成和兼職收入，將不追究法律責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門跟著宣布,，誰要是想辦公司，可以不必申請營業(yè)執(zhí)照,，也不必繳納管理費……黨的方針和百姓的意志能夠彌合無隙,、同舟共進的日子，在當代中國的歷史上比人們想象的要少得多:5 0年代初期有過一次,；80年代初期又有過一次,；現(xiàn)在到了1992年，是第三次,?！?
那時候賺錢也容易，王學(xué)文曾在格城(格羅捷闊沃)看到了一架古色古香的電話機,，俄羅斯賣主開價50美元,，或者一套阿迪達斯的運動服，“一套阿迪才幾個錢??？我們這邊到處都是仿制的……”事實上，在蘇聯(lián)日用品匱乏的大背景下,，載滿中國貨的火車,，往往還沒到達目的地就已經(jīng)清空——每一站的站臺上,，都擠滿了搶購者。
整個綏芬河為此陷入了瘋狂,，王學(xué)文說,，那時候就“看不到閑人”，除了上學(xué)的學(xué)生,，所有的人都在為邊貿(mào)奔忙,。有和王學(xué)文一樣三天兩頭奔俄羅斯做易貨貿(mào)易的，有腿腳勤快的去“拼縫兒”,，全城4萬來人,，據(jù)說最高峰時有1萬多“拼縫” 者。這些螞蟻大軍,，每日游走在火車站和各邊貿(mào)公司之間,，散布新聞，帶來各種供求信息,。這一年,，綏芬河有2000多家外貿(mào)公司，有人開玩笑說,，在街上隨便扔個石子,，就能砸到一個經(jīng)理。就連家庭主婦們也放棄了電視機和電視劇,，她們把“渴望 ”落實在了行動上——租床位賣商品,，1989年，青云市場一個1米寬的床位租價不過2000元,，幾年后就漲到了數(shù)萬,。
公務(wù)員也不例外，擺攤之后,，趙明非推出了7小時工作制——為了方便公務(wù)員業(yè)余時間經(jīng)商,。另一個頗具意味的動作是機構(gòu)精簡，他甚至取消了宣傳部,，把它和文化局合并為社會文化局,。“趙明非精簡機構(gòu),，讓官員隨時可上可下,，把官位弄得不值錢了?！泵貢鴮O書林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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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梁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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