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學(xué)霖教授對這些記載提出了幾個明顯的疑點:

首先根據(jù)這些大肆渲染所謂朱元璋文字獄的野史所說“表箋禍?zhǔn)加诤槲涫吣曛蟆保簿褪钦f明太祖在那以后開始留意天下所進(jìn)的表箋,，因此文字獄大興,。“意謂此時之前,，太祖不甚注意諸司奏章,，亦不曉儒臣所進(jìn)表箋有譏訕之意”。然而根據(jù)歷史事實,，這種說法根本不能成立,，事實上，“太祖在登基以后,，即親理政事,，勤勞不懈，天下奏章,，多親自閱覽批答,，有‘一日數(shù)百件’之說”。也就是即便真有所謂的文字獄,，那也絕不可能是直到洪武十七年之后才開始,，應(yīng)該是從洪武初年就有的。

其次,，從這些所謂的文字獄的模式來看,，幾乎完全是同一個類型，因為“生”諧音“僧”,，“則”諧音“賊”,，光是這兩個簡單雷同的諧音就占據(jù)了大半的案例，那就導(dǎo)致了一個很奇怪的情況,，要么,，是這些所謂的文字獄中的當(dāng)事者同時約好似的使用這些字，而且在洪武初年到洪武十七年都沒有用,，突然在洪武十七年之后的同一年用這些字,，然后就導(dǎo)致了所謂的文字獄，但這顯然不符合情理,；要么這些案例是有先后的,，而且從記載來看，也確實并非是同一個時期,，但這又導(dǎo)致一個奇怪的問題,，“如此何以既有極刑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如果說是因為捉摸不定,，才先后觸網(wǎng)，但現(xiàn)在的問題是,，這些案件的模式實在雷同的近于小學(xué)生做練習(xí)一樣,，“生”諧音“僧”，前面有人因為用了“生”倒霉,，那后面的人不用不就行了,？怎么會至少五六個案子雷同的都是這樣？

再次,，根據(jù)這些野史的記載,，因為這些文字獄，所以“禮臣大懼,，因上請曰:‘愚懵不知忌諱,，乞降表式，永為遵守,?！垡蜃詾橥鮽鞑继煜隆保坪醵Y臣為了避免文字獄的發(fā)生,，避免再有人觸犯文字忌諱，就讓朱元璋制定表箋格式,，讓人們遵守,。但事實的真相又是如何呢？朱元璋確實制定過表箋格式,，但是和所謂的文字獄卻是半點關(guān)系都扯不上,，而是為了遏止文辭華麗，但內(nèi)容空洞繁冗的文風(fēng),。

根據(jù)陳學(xué)霖教授的考證,，朱元璋頒布“表箋成式”一共有五次。

第一次是在洪武六年九月,，因為看見上書賀表里“多用四六駢偶,，文華而辭蔽，有害直言”,，于是就從唐宋名家的表箋,，里挑了柳宗元和韓愈的兩篇作為范例，“頒布天下以為成式”

第二次是在洪武八年十二月,，因為刑部主事茹太素的奏陳,，寫了一萬多字,，說的事情卻只有四件，“文繁詞冗”,，浪費時間,，于是就制定《奏對式》，朱元璋自己做了一個序言,，然后“頒示天下諸司”

第三次是在洪武十二年八月,，朱元璋覺得“官府文移案牘繁冗”，不是多年經(jīng)驗的老吏不能通曉,，可能導(dǎo)致“佞人借機(jī)玩法,，殃及百姓”，于是命令“廷臣減去繁文,，奏定成式”,，讓“諸司有所遵守”

第四次是洪武十四年七月，再次申明表箋不能用四六文辭,，“務(wù)求典雅簡明”,，“所有名諱皆依古禮:‘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除了兇惡字樣以外,，沒有其他應(yīng)避忌諱”。

最后一次是洪武二十九年七月,，朱元璋認(rèn)為表箋里,，“仍多務(wù)奇巧，文體駢儷,，有傷辭意”,，于是讓劉三吾等人“撰表箋成式，頒于天下有司”

很顯然,，朱元璋頒布“表箋成式”,，完全是為了提高辦公效率，改革不切實際的文風(fēng),，和所謂的文字獄避諱風(fēng)馬牛不相及,。

根據(jù)上面的事實，陳學(xué)霖教授說”野史謂禮臣恐懼觸犯文字忌諱,，懇帝頒定表箋成式以為遵守乃無稽之談,，事實并非如此也”。

最后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些野史說因為“生”諧音“僧”,，“則”諧音“賊”，有影射朱元璋出身的嫌疑,，所以導(dǎo)致文字獄,。這一點恰恰是相當(dāng)荒謬的,，因為事實是朱元璋從來就沒有隱諱過自己的出身，甚至相當(dāng)坦然,，毫無隱瞞毫無諱飾的把自己的出身公布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