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1953年10月生,，重慶市人。現(xiàn)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華東師范大學特聘教授。

很多人誤以為今天的貧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官員貪污腐敗盛行等問題,，都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在他們看來,，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眾福利,，很多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殊不知,，這些問題說到底都是現(xiàn)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國之初就已經(jīng)確立了。不設法對制度本身進行改造和完善,，是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的

“大院”中的等級制體會

問：今天,，貧富差距擴大、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引起越來越多的議論,。有些人因此懷疑今天的種種政策,，甚至把這一問題的產(chǎn)生歸咎于改革開放，認為改革開放從開始即犯了方向性錯誤,。我們注意到,，您在最近一期《歷史研究》發(fā)表了一篇長文，詳細考察了1949年前后,，中共黨政干部收入分配制度從比較平均的供給制,，轉向差距較大的職務等級工資制的歷史經(jīng)過。我們想了解,，您做這一考察是想說明些什么呢？

楊奎松：說來話長,，我早年在北京“大院”里生活過一段時間,。在機關、軍隊的大院里生活,，包括在盡是干部子弟的學校上學,，你會強烈地感受到等級制所帶來的種種影響。我們還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誰的爸爸是多少級,，多少級的干部住多大的房子、配什么級別的轎車,，多少級以上的干部可以購買普通干部買不到的“特供商品”等等,。父輩級別的不同，甚至會影響學生之間的交流,，級別相差太大,，就會“話不投機半句多”。孩子常常會按家庭出身和級別的高低,，在學校里分成不同的交際圈子,?！拔母铩遍_始后，雖然沒有人公開聲討這種等級制度,，但是,，“文革”初期我們耳聞目睹的許多反對“官僚主義”的所謂“革命行動”，其實矛頭所指,，就有對等級制的不滿,。

坦率地說，過了這么多年,，讀了那么多書,，跑了那么多國家和地區(qū)，比較了許多社會,，包括舊中國的歷史情況,，尤其是親身經(jīng)歷了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之后，大概沒有幾個人會認為當年的那種差距有多么不得了,。然而我還是有些耿耿于懷,，想弄個水落石出。我一直不明白：為什么從來都高舉社會主義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產(chǎn)黨人,，會建立起這樣一套權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級制度？為什么迄今還有不少人堅持認為貧富差距擴大,、收入分配不公,，只是改革開放以后才有、以前從不存在這種問題,？

問：您所說的情況讓我感到有些意外,。我們從小所受到的教育是，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國家的分配制度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即便知道過去等級森嚴，也往往習以為常,，從來不會去把它和等級制度聯(lián)系起來,。

楊奎松：這是因為你比我年輕許多。我們這一代,，是最典型的“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這代人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頭腦中的社會主義觀念根深蒂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分配公平。記得“文革”期間我看得最多,，也是研究得最深入的書,，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談論社會主義的著作文章,，像《哥達綱領批判》、《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國家與革命》等等,，不知道讀了多少遍。受這些著作的影響,，大學畢業(yè)后,，我最初選擇的研究方向，也是中國近代社會主義思想史,，想了解中國人何以會那么容易地接受社會主義并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

我發(fā)現(xiàn)，其實對社會主義理想著迷的,，不僅是共產(chǎn)黨人,，也不只是我們這些生長在新中國的人，可以說舊中國絕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都對社會主義抱有好感和幻想,。中國的政治家,，從康有為，到孫中山,，甚至蔣介石,，其實都不那么贊同資本主義。蔣介石1943年出版《中國之命運》,，把資本主義批得一塌糊涂,。

為什么中國人多數(shù)都那么排斥資本主義？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那個時期資本主義嚴重貧富懸殊的形象,，讓生活在小農(nóng)經(jīng)濟環(huán)境下、習慣了小康生活的多數(shù)中國人都感到難以接受,。因此,，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期待主張經(jīng)濟平等、分配公平的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也就是為什么,，雖然明知共產(chǎn)黨在大刀闊斧地用暴力均貧富，眾多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熏陶且家境充裕的知識分子,，最終還是拋棄了跟西方走得很近卻因貪污腐敗造成分配嚴重不公的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