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我對以領據(jù)核銷特別費的主觀認知

接著我要向庭上說明我對以領據(jù)核銷特別費的主觀認知,。在本案開始調查之前,，我并不清楚以領據(jù)核銷特別費的半數(shù)應全部用于因公饋贈或招待，更無檢察官所指施行詐術的行為,。事實上,，檢察官也從來沒有舉證證明我在過去知悉以領據(jù)核銷之特別費應全部用于公務并須有實際支出,。

對于以領據(jù)核銷的特別費的領取，一向是由出納人員每月主動作業(yè),，定期通知我辦公室的秘書人員,，依據(jù)出納及會計人員的指示來領用核銷，我從來沒有親自處理,。歷來經(jīng)辦相關業(yè)務并出庭作證的證人,，包括出納人員劉靜蓉、吳麗洳,、趙小菁,、秘書人員方惠中、孫麗珠,、孫振妮等人,，均一致地在庭上證明上開情形。所有人員均系依往例辦理,，并未“陷入”任何“錯誤”,，我又如何每個月利用他人之錯誤，而有詐術的施行,？

我希望庭上能夠了解,，過去八年我擔任臺北市長，管理一個262萬市民,、七萬多員工的城市,，工作極為繁忙，每天工作近17小時,，我的注意力當然都是集中在處理重大市政工作上,。特別費的處理，是很事務性,、例行性,、瑣碎性的工作，完全不需要我親自參與,，因此我都是交給市長室的秘書人員處理,，事實上，絕大多數(shù)的政府首長都是如此處理,，我并不是例外,。

而檢方提示的公函,、北市秘書處預算書內有關特別費的說明,、和北市主計處長針對市議員所發(fā)的新聞稿，在本案開始調查以前,，忙于市政的我,，并沒有看過,，當時根本不知道它們的存在與內容。實際上,，依分層負責的規(guī)定,，這些文件都不必經(jīng)我核示。我對這些公函,、新聞稿,、夾在數(shù)千頁預算書中關于特別費說明的了解，都是在本案開始調查以后,。這部分,，從多位證人如陳裕璋、石素梅,、林秀風,、謝鎙環(huán)的證詞中亦可證實，檢察官迄今均未能證明,，我當時確實知悉這些文件的內容,。因此，當然不能認定我有詐欺的犯意,。

公訴人另提出若干我在去年本案發(fā)生后接受媒體訪問的記錄,、2000年11月9日市政總質詢記錄，并曲解我在第一次應訊時筆錄的答覆,，推測我已知特別費相關規(guī)定并已承認“特別費系屬公款”,，這些部分在答辯書狀已有清楚的澄清與反證，在這里不再重復,。

綜上所述,，我就以領據(jù)核銷特別費的處理，連行政法都沒有違反,，何來違反刑法,、涉嫌貪污呢？

況且,，就算認定以領據(jù)核銷之特別費為公款,，并須有因公支用的實際支出方能領取。我在臺北市市長八年任內,，公益捐款高達6,809萬元（新臺幣,，下同），遠遠超過起訴書所載以領據(jù)核銷的特別費總額1,530萬元,，并高達四倍有余,。公益捐贈是合乎特別費規(guī)定的用途，檢察官對此一有利被告事項，卻故意不予注意,，顯然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