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者之間是絕對的對立：日本追求的是保護已有的“滿蒙利益”，而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廢約”,、“收復國權(quán)”則不能容忍日本的“滿蒙利益”。

兩者之間的絕對對立,，同時也提供了極大的外交縱橫捭闔的空間,。東北易幟后的張學良集團，正好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服從南京國民政府,，但在財政,、外交、軍事,、交通等各方面又保有相當?shù)莫毩⑿?，正可在日、蔣間予以外交彌縫填補,，以保證東北領土主權(quán)的安全：一方面擺出與日本可以合作的態(tài)度,，使日不會因“滿蒙利益”斷然無望而鋌而走險，破壞華盛頓合約對東北進行直接軍事占領——就是后來九一八事變發(fā)生的那樣,；另一方面則可利用外交態(tài)勢的改善,，經(jīng)由談判漸次回收被張作霖大賣特賣的權(quán)益。同時也給予幣原在“滿蒙利益”上實際交涉的“外交成果”,，從而使其可以壓制日本國內(nèi)的激進派力量,。

如此操作，需要操作者本身具有長遠的政治眼光和真正的政治智慧,，以及圓滑,、靈活的外交手腕。

而張學良恰好不具備,。

張學良曾說：“我父親是想和日本合作的,，我自己也是同一心情。但干這種事的正是日本人,，我怎么還能與日本合作呢,？換句話說，我父親與日本人合作被殺了，如果我還和日本合作的話,，那不是我比我父親更容易被暗殺嗎,？因此我不能和日本合作，合作就是賣國賊”,。

這段話實際上承認了其父張作霖的賣國賊身份。但另一方面也說明的是,，他真正是因為“不是我比我父親更容易被暗殺”而“不敢”,。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沒有這個才能。

對于接任其父的職務,，張學良一直以自己資歷不夠推讓不就,，他剖析自己不堪重任時說：

“我的性情：放逸、急躁,、嫉惡如仇,、不能容忍。徒有求治之心志,，而乏治理之才能,，不適于軍政大任。”

這話非推脫之語,，而是實情,。

張學良面對的政治變局比張作霖時代更加變幻莫測。而其需要面對的對手,，無論是已經(jīng)在東北獲得巨大利益的日本,，還是北伐氣勢正盛的國民政府，都比張作霖一直要面對的對手更加強大和難纏,。張作霖的死已經(jīng)證明,，他那種小聰明加流氓式的外交手腕已經(jīng)無法應對，更何況連小聰明都沒有張學良,？

而張學良麾下,，又繼承的是瀕臨絕境、僅靠一點封建意識和死者余威勉強維持的政治集團,。

張學良由此從心底發(fā)出慨嘆：“我沒有我父親的能耐……我應付不了,。”

沒能耐、應付不了——這是張學良的真心話,。

于是,，張學良的選擇，讓最好的外交態(tài)勢得到了最差的結(jié)果,。

因為自覺應付不來,，張學良面對日本方面的外交交涉，干脆直接踢給國民政府處理。本來外交方面,總的說權(quán)力歸于中央政府,但東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動,。張學良與蔣介石商定,東北外交完全歸中央辦理,而在內(nèi)部決征詢張學良之意見,。此后南京政府控制了東北的外交機構(gòu)并直接任命東北外交官員。到九一八事變前夜的萬寶山事件時,南京政府外交部稱,萬寶山事件是地方事件,由地方當局處理,但當時負責對日交涉的是外交部駐吉林特派員鐘毓,對日交涉是在南京政府的主導下進行的,。

又如面對日本對《滿蒙新五路協(xié)約》的交涉,，張學良聲稱鐵路交涉問題須由中央政府作主，而南京國民政府早在1927 年11 月23 日二次北伐前發(fā)表的四項聲明里第三條“未經(jīng)國民政府參與而進行修改和批準的條約一律無效”; 第四條“有關中國的條約而國民政府未曾參與者,，對中國無約束力”,。此后，但設此類交涉張學良就以“需要國民政府的同意”之語回避日方提出的要求,。張學良自己固然不再有責任,，但原本可以在日、蔣間起到的外交緩沖作用也就完全不存在了,。

張學良的不愿和不能作為,，讓態(tài)勢回到了日蔣直接對立的狀態(tài)：日本視為必須守住的既得“滿蒙利益”蔣政權(quán)視為必須不能存在，雙方連談判的空間也不存在,。連一直以來對華使用不干涉內(nèi)政協(xié)調(diào)外交的幣原,，也對此束手無策。

幣原決定先解決現(xiàn)實問題,，同中國締結(jié)關稅協(xié)定,，對棘手的“滿蒙懸案”日后待機提出再議。1930年1月11日,，日本代理公使重光葵與中國外長王正廷簽訂《中日關稅協(xié)定》,，南京接受在3年內(nèi)不增加主要日貨關稅，并允償還“西原借款”等舊債,。日本承認中國關稅自主權(quán),。重光葵在其著作評論道：這是“幣原外交”的“全盛時期”。1930年,，“日本政府和軍部都同國民政府建立了良好關系”,。兩國邦交“開始走上了正軌。”

但事實上,，“良好關系”只是假象,，雙方在最核心的“滿蒙利益”上沒有談判空間，原因在于,，本來可以存在的緩沖空間,，被張學良的“應付不來”和“不能”直接壓縮為零，幣原也只有一招“拖”而不決,。

也因此,，向以“協(xié)調(diào)外交”為標榜的幣原外交,，屢屢被國內(nèi)激進勢力抨擊為“軟弱外交”、 “迎合外交”,。1931年1月24日,，滿鐵總裁松岡洋右在日本國會上公然提出：“滿蒙問題關系到我國的存亡問題，是我國民的生命線,，無論在國防上,、經(jīng)濟上均是如此”，接著,，松岡質(zhì)疑（濱口）內(nèi)閣“成立一年半以來,，究竟在滿蒙之地有何作為？”指責幣原外相“絕對無為的旁觀主義”,。幣原喜重郎答辯稱， “對松岡君的批評感到意外”,，并闡述他的“外交經(jīng)濟化”,。但幣原的辯駁毫無疑問是無力的，日蔣雙方在“滿蒙利益”問題上勢同水火已經(jīng)人盡皆知,，并在日本國內(nèi)引起了巨大的要求“強硬”的民間呼聲,。

關東軍倒是在1929年就已經(jīng)明白地認識到張學良不愿也無能作為的最終結(jié)果。1929年5月1日,，在旅順召開的關東軍“情報會議”作出結(jié)論：張作霖死后,，日本解決滿洲問題，除行使武力之外,，別無選擇,。

九一八事變不發(fā)生，東北不淪陷的可能,，就這樣被張學良揮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