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也不是等閑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王安石生活簡樸，司馬光不喜奢靡（聞喜宴獨不戴花）,；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馬光學(xué)富五車（著有《資治通鑒》）；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馬光憂國憂民,；王安石勇于任事，司馬光敢于直言,；王安石上過萬言書,，司馬光也上過“三扎子”（一論君德，二論御臣,，三論揀軍）,。可見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也一直在關(guān)注和思考著國家的命運與前途。還有一點也很相同,，即他們都不是空頭理論家,，也都不是書呆子。在處理具體政治事務(wù)時,，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辦法來,。宋仁宗寶元年間，樞密副使龐籍出知并州,，任司馬光為通判,。當時，河西良田常常為西夏蠶食,，并構(gòu)成對河?xùn)|的威脅,。司馬光便建議在麟州筑堡防御,，同時招募農(nóng)民耕種這些良田。這樣,，不但無地的農(nóng)民獲得了土地,，國家的邊防也得到了加強。種地的農(nóng)民多了,，糧價就會下跌,，這又能平抑河?xùn)|的物價，也免得要從遠處運送軍糧,，正可謂一箭四雕,。這樣一種“屯墾戍邊”的方案，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相媲美的,。所以,，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國家的棟梁之才,。他們兩個相對抗,，那可真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

但這只是就所謂新舊兩黨的領(lǐng)袖人物而言,。要說他們的“黨羽”，就不成比例了,。王安石這邊多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干將呂惠卿就是。呂惠卿是王安石著力培養(yǎng)提拔的人,，變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條例司”擔任實際工作,，是這個“國家體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務(wù)副主任”，以后又和另一個新黨重要人物韓絳并為王安石的“哼哈二將”,，時人稱韓絳為新法的“傳法沙門”,，稱呂惠卿為新法的“護法善神”。但就是這個呂惠卿,，為了自己能夠大權(quán)獨攬,，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煩時落井下石，誣陷王安石參與謀反,?？上н@個罪名實在太過荒謬，因此王安石罷相以后又恢復(fù)了相位,。呂惠卿賊心不死,，又將王安石寫給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拋出。寫這些信的時候,，王安石出于對呂惠卿的信任,，寫了“不要讓皇上知道”（無使上知）的字樣,。這是有欺君嫌疑的。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于是辭去官職,，并從此告別政壇。這個呂惠卿,，難道不是小人,？

舊黨這邊卻是人才濟濟。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個個都是重量級人物,。其余如文彥博,、韓琦、范純?nèi)?，亦均為一時之選,。更重要的是，他們原本也都是改革派,。比如樞密使文彥博,，就曾與司馬光的恩師龐籍一起冒死進行過軍事制度的改革；韓琦則和范純?nèi)实母赣H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慶歷年間實行過“新政”,。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變法的前奏,。事實上正如南宋陳亮所言，那個時期的名士們“?；挤ㄖ蛔儭?，沒有什么人是保守派。只不過,，王安石一當政,，他們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么，原本同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舊兩黨,，他們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在乎動機與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