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一個動機(jī)至上主義者,。在他看來，只要有一個好的動機(jī),，并堅持不懈,，就一定會有一個好的效果,。因此，面對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詰難,，王安石咬緊牙關(guān)不松口：“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边@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義”。王安石甚至揚(yáng)言：“當(dāng)世人不知我,，后世人當(dāng)謝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氣壯,，他信心百倍，他無所畏懼,。

的確,， 王安石的變法具有獨(dú)斷專行不計后果的特征。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開封知府韓維報告說,，境內(nèi)民眾為了規(guī)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斷腕者”,。宋神宗問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顧地回答說：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沒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況老百姓,！這話連神宗聽了都覺得過分,，便委婉地說：“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钡醢彩@然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就連士大夫的意見,，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么民意民心之類,，就更加無足掛齒,！即便民眾的利益受到一些損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這些成本是必須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眾叛親離,。朝中那些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韓維,、呂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薦主，如文彥博,、歐陽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領(lǐng)導(dǎo)，如富弼,、韓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鎮(zhèn),、司馬光,。但因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遭到不遺余力的排斥,。司馬光出于朋友情分,，三次寫信予以勸諫，希望他能聽聽不同意見,，王安石則是看見一條駁一條,。如此執(zhí)迷不悟，司馬光只好和他分道揚(yáng)鑣,。

前面說過,，司馬光他們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過和王安石相比,，他們更看重效果而已,。實際上北宋時期的舊黨和晚清時期的徐桐、剛毅之流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語,。后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卻是明白人。正因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圖一時痛快,，不考慮實際效果。可以肯定地說,，對于帝國和王朝的弊病,，司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徹,。這是他主張漸進(jìn)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為變法就好。有好的變法,，有不好的變法,。前者催生國富民強(qiáng)，后者導(dǎo)致國破家亡,。而一種改革究竟是好是壞,，也不能只看動機(jī)，得看效果,。

王安石變法的效果實在是不佳,，甚至與他的初衷背道而馳。新法的本意,，是民富國強(qiáng),，結(jié)果卻是民怨沸騰，甚至發(fā)生了東明縣農(nóng)民一千多人集體進(jìn)京上訪,，在王安石住宅前鬧事的事情,。就連一個被王安石獎掖提拔的看守城門的小官鄭俠，也在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畫了一張《流民圖》進(jìn)呈天子御覽,。鄭俠同時還附了一道奏疏,，說微臣在城門上，天天看見為變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攜塞道,，質(zhì)妻鬻子,，斬桑拆屋，橫死街頭,，實在是忍無可忍,。因此懇請皇上罷廢害民之法，“延萬姓垂死之命”,。而且鄭俠還賭咒發(fā)誓,，說如果廢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內(nèi)不下雨，請將臣斬首于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這一事件讓神宗大為震驚。據(jù)說他觀圖以后心如刀絞,，一夜不眠,，兩宮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甚至聲淚俱下地說“安石亂天下”,。這不能不讓皇帝動心。畢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個月,，難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詔暫停青苗,、免稅,、方田,、保甲八項新法,。詔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這當(dāng)然未免太有戲劇性，因此只能視為小說家言,，姑妄聽之,。但王安石變法的不得人心卻是事實，最后背著擾民和聚斂的惡名走向慘敗也是必然,。但這種結(jié)果,，又實在未免太具悲劇性，不但宋神宗和王安石想不通,，我們也想不通,。

那么，事情為什么會是這樣,？難道他的新法真有問題,？

并非如此。

熙寧變法失敗,，宋神宗和王安石無疑都有責(zé)任,。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則太固執(zhí)己見,，一意孤行。但就事論事,，就法論法,，這些新法本身卻并無大錯。它們無一不是出自良好的愿望,，甚至是很替農(nóng)民著想的,。這次變法，不該是這個結(jié)果,。

就說青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