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論,，王安石確實是中國歷史上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既有熱情又有頭腦的改革者之一,。為了改革,，他殫精竭慮恪盡職守,，不但弄得身心交瘁眾叛親離,，而且搭上了愛子的性命（因呂惠卿故發(fā)病而死）,。何況如前所述,，他的新法都是深思熟慮且利國利民的,。保守派執(zhí)政以后,，新法接連被廢,，辭官在家的王安石聞訊均默然無語。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廢除免役法的消息傳到江寧,，他才愕然說道：　也罷到這個么？創(chuàng)立此法,，我和先帝（此時神宗已去世）討論了兩年之久,，實在是已經(jīng)考慮得很完善了呀！然而大勢已去,，無可挽回,，誰也幫不上他的忙。一個月后,，王安石憂病而死,。

一代偉人抱憾而終，但他的影響卻并不因此而消失,，反倒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加顯得耐人尋味,。王安石不可避免地成了后世議論最多也爭議最大的人物之一。這說明改革確實是要付出代價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包括他們的生前名譽，身后是非,。

爭論起先照例停留在道德的層面上,。

道德的譴責在變法之初就開始了。早在司馬光之前,，御史中丞（相當于部長級國家監(jiān)察部副部長）呂誨就曾上疏彈劾王安石,，說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樸野,，中藏巧詐”,，“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御史（監(jiān)察部干部）劉琦等人則指斥負責實行新法的薛向等人是“小人”,。這種譴責甚至發(fā)展為人身攻擊,。比如蘇洵就專門寫了《辨奸論》一文，指桑罵槐地說現(xiàn)在有的人（實指王安石）嘴上講著孔子老子的話（口誦孔老之言）,，好像做著伯夷叔齊的事（身履夷齊之事）,，為人處世卻不近人情，穿罪人衣（衣臣虜之衣）,，吃豬狗飯（食犬彘之食）,，把自己弄得像個囚犯（囚首喪面），居然還恬不知恥地高談闊論（而談詩書）,。這樣的人難道不是“大奸匿”,？盡管這篇文章未必就是蘇洵所作，但它代表了當時一部分人對王安石的厭惡,，卻是事實,。

當然，諸如此類的道德攻擊從來就不會只是單方面的,。王安石同樣攻擊司馬光是“外托劘上（直言諫諍）之名,，內(nèi)懷附下（收買人心）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這就無異于說司馬光兩面三刀，是朝廷的害群之馬了,。因此這并不能說明什么,。事實上，王安石固然被說成“大奸大惡”而且“人神共憤”,，和他合作主持改革的“新黨”（韓絳,、呂惠卿等）則被稱作“熙豐小人”（熙寧和元豐都是王安石當朝時的年號），但司馬光等人在失勢以后也被說成是“元祐奸黨”（元祐是哲宗于太后聽政時的年號）,，而且人數(shù)多達120人（以后又擴大到309人）,。他們的姓名被鐫刻在石碑上，遍布全國州縣,，以便軍民人等明辨忠邪,。至于先前被罵得狗血噴頭的王安石，則配享孔廟,，成為孔孟以外的第三個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