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改行工資制有一些客觀原因,。比如供給制的辦法每個單位都要搞一套生產(chǎn)后勤運輸機構,，人力、物力浪費太大,；其次,，城市生活不同于農(nóng)村，只靠幾塊津貼應付不了各種開銷,。再者,，進城干部靠供給制，留用人員和新參加工作者則實行工資制,，兩種制度并行也帶來許多問題,；最后，進城后各級干部大權在握,，各單位又都有生產(chǎn)營利部門,，與私商自然發(fā)生大量權錢交易，貪污腐化的情況難免到處滋生,。這些都不能不迫使中共廢止供給制,，改行工資制,。很難認為這種改變本身有什么錯。有問題的是,，這種改變從一開始就沒有盡可能地按照平等,、平均的革命原則縮小等級之間的分配差距，反而通過拉大分配與待遇,、擴大等級差別的辦法,，全面強化了本應極力去削弱的官僚體制。

問：您能否簡要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楊奎松：1950年4月,，中共出臺了一個《中央級行政人員工資標準(草案)》，規(guī)定黨政人員最高一級的工資收入可以是最低一級的28.33倍,。這個草案在廣泛征求當時各級領導人意見后,，除了將原定27個級別縮小為25個之外，沒做什么修改便頒布實施了,。受此影響,，當時并行的供給制標準，也進行了大幅改變,。比照等級工資標準,，小灶的津貼平均一下子提高了約19倍；中灶的津貼平均提高了4倍,；大灶的津貼只提高一倍,。各級政府供給制工作人員，從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至勤雜人員,，暫分為10等24級,，工作人員執(zhí)行哪個津貼標準，按其職務評定,。如此大幅度地拉開收入差距之后,，最高一級的收入分配較最低一級擴大到了21倍以上。

1952年7月,，鑒于兩種收入分配標準仍有差別,，政務院進一步出臺辦法，將供給制標準和工資標準統(tǒng)一起來,。調(diào)整后的兩種分配標準均統(tǒng)一為29個行政等級,，其最高最低的收入分配差距，即級差最大系數(shù),，也都統(tǒng)一為25.88∶1,。

值得一提的是，新標準更加注重等級的細劃與待遇的區(qū)別,。如原標準中國家正,、副主席與政務院總理,、副總理同等待遇，新標準則改為國家主席,、副主席為最高等,，政務院總理、副總理等為次一等,，等等,。到1955年8月，新政府最終取消了供給制,，統(tǒng)一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新標準進一步提高了高級干部的工資待遇，將工資等級進一步增加到30個級別,，最高一級560元,，最低一級僅18元。這樣,，最高工資加上北京地區(qū)物價津貼16％后達到649.6元，最低工資僅為20.88元,，兩者工資差距擴大到了31.11倍之多,。此次工資改革，13級以上干部,，除行政1級外,，平均增幅達14.35％，而14級以下干部平均增幅僅2.26％,。如果從絕對數(shù)來看,，低級工作人員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級干部增加最多的達到95.67元,，相差幾近416倍,。

由于這次工資改革出現(xiàn)了一些問題，次年,，即1956年國務院又頒布了新的工資標準,。這次工資調(diào)整注意提高了一般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標準，如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中最低一級工資從18元提高至20元,，1－13級干部最小增幅為0,，最大增幅為12.9％，平均增幅6.9％,；而14－30級干部最小增幅為7.1％,，最大增幅為13％，平均增幅達10.36％,。這樣就使得標準工資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縮小,，減少為28倍,。但連同這次調(diào)整在每一行政級別中細劃出的11個檔次算下來，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仍然達到了36.4倍,。

問：這是一個什么概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