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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lián)豫在推行新政時,還有一個脫離實際的動機,,即試圖在達賴不在西藏時,,收回達賴的世俗權力(即政治權力),為此,,清中央應聯(lián)豫之請求委派趙爾豐遣川軍入藏,,此舉引起十三世達賴不滿與恐懼,他在1909年12月回西藏的路上分別給清中央和“大不列顛及歐洲各國公使”寫信,,表達他的不滿猜疑,,在給歐洲各國公使的信中甚至有請求各國對中國進行外交干預的言辭,過去對朝廷恭敬尊崇的態(tài)度已然發(fā)生轉(zhuǎn)變④(p53—54),。到拉薩不久,,與聯(lián)豫的關系已近水火不容,川軍在進藏的路上也受到藏軍的武裝抵抗,,進拉薩城時,,又有槍擊事件發(fā)生,十三世達賴感覺受到生命威脅,,于1910年2月率眾出走印度,。從一些史料看,他一到印度即被英國人拉攏誘惑,,產(chǎn)生分離思想,。十三世達賴喇嘛在大吉嶺居住期間,與英印政府駐錫金政治專員查爾斯·貝爾關系密切,,據(jù)稱他從貝爾那里“學會了許多現(xiàn)代斗爭知識”,,(包括非法單獨行使了與印度、錫金,、不 丹的外交關系權利),,“他還以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深刻懂得了只有掌握政權和軍隊才能有效地統(tǒng)治一個龐大國家的道理。在印度流亡的 3年中,,十三世達賴喇嘛開闊了視野,,孕育出了對西藏政教事務的新構想?!雹?p56在印度期間,十三世達賴先后到加爾格達,、蘭蓖尼(lumbi—ni),、菩提枷耶(bodhgaya)、瑟那鉈(sarnath),、庫什那伽(kushinager)等佛教圣地朝拜及訪問,,在加爾格達,十三世達賴還與英印政府總督曼脫勛爵(lord manto)會晤,希望英國政府能給以幫助,,但曼脫很委婉地做出回答[5](p78—79),,當時英印政府還不敢公然宣稱支持西藏⑤(p305—312)。不過,,對于英國政府,,十三世達賴倒也始終保持警戒之心,并不是完全投靠外人,。
1911年中國爆發(fā)了辛亥革命,,滿清政府被推翻,西藏的清軍也發(fā)生嘩變,,分成對立兩派,,一方站在藏政府一邊,一方站在川軍將領鐘穎一邊,,雙方互相攻擊,,最后鐘穎方面因糧食彈藥不足,交械投降,,由西藏地方政府發(fā)路費回內(nèi)地,。1912年,十三世達賴返回西藏,,受到僧俗民眾的隆重歡迎,,此后,十三世達賴喇嘛在西藏政教方面的聲望日益增長,,他本人由此開始其穩(wěn)定的統(tǒng)治生涯,,針對西藏的各種弊端,進行一場長達20多年的改革,。
二,、十三世達賴發(fā)動的改革以及改革中的不同角色參與情況
十三世達賴回到西藏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頒布他親自參與起草的向全體官員和民眾宣布的文告(即“水牛年文告”),,這可以視為其進行改革,、實行新政的發(fā)端。
這份文告帶有一個重要傾向即十三世達賴想在沒有中央政府的管理,、監(jiān)控之下自行全權治理西藏,,雖然文告一開始宣稱在歷史上西藏與中央是施供關系,但行文中又表示他曾經(jīng)一直與中央政府保持聯(lián)系,,這種關系最后被“腐敗無能的官僚們耽誤了”,。文告正文主要內(nèi)容有五條,就保護佛教機構,、要求西藏官員公平地履行職責,、鼓勵民眾開墾荒地方面作出規(guī)定,。其中鼓勵開荒的內(nèi)容在以后的新年文告中一直被強調(diào),應是創(chuàng)新之舉措,。
西方學者中有人將該文告視為西藏獨立的聲明,,但正如對近代西藏歷史頗有研究的美國學者梅·戈爾斯坦所說,“在當時西方的術語中這算不上是一個正式的獨立宣言”,,它只是達賴重申對西藏的全權統(tǒng)治的一份聲明④(p62—64),。在辛亥革命時,全國各省都曾針對滿清政府宣布過獨立,,十三世達賴的文告性質(zhì)上與各省的聲明是一樣的,。
從1913年開始,十三世達賴的改革通過加強及鞏固他個人的權力和重建藏軍計劃的實施而展開,。隨后擴展到興辦現(xiàn)代新興產(chǎn)業(yè),、發(fā)展西藏傳統(tǒng)經(jīng)濟貿(mào)易、實行新的稅收制度等方面,。
加強個人權力是十三世達賴自1912年返回西藏要做的第一件事,。他首先對于在他離開西藏時那些同情、支持漢人和駐藏大臣的官員,、寺廟開刀,。1909年達賴出走時,留下的官員中有不少人積極與駐藏大臣合作,,俗官中以擦絨噶倫最為突出,;寺院方面則以哲蚌寺的朗色林、丹吉林為主,,這兩個寺院公開支持漢族官員,,在 1911年至1912 年拉薩川軍與藏軍對壘時,朗色林的喇嘛拒絕同漢軍作戰(zhàn),,丹吉林的喇嘛則讓漢軍進入寺院,。這種做法自不能讓十三世達賴容忍,在1912年底局勢穩(wěn)定后,,噶倫擦絨·旺秋杰布父子被槍殺,、其家產(chǎn)、名氏,、莊園被達賴親隨達桑贊堆全部繼承,,哲蚌寺云丹喇嘛被人刺殺,其他親漢的官員也受到不同的懲罰,。至于哲蚌寺兩個寺院因1913年十三世達賴忙于康區(qū)的戰(zhàn)爭和西姆拉會議而暫時放置一邊,,只給予嚴厲的批評和警告,這筆賬直到1921年才利用朗色林內(nèi)部的爭端而予以清算④(p104—111),。十三世達賴對九世班禪也頗為不滿,,早在1904年達賴出走蒙古時,班禪曾接受英國政府邀請訪問印度,,造成雙方的裂痕,。1909年達賴又要求九世班禪與他一同出走印度,被班禪拒絕,,相反,,九世班禪卻到拉薩同駐藏大臣相見。因此,,十三世達賴回到拉薩后,,對班禪開始漸漸壓制,1914 年,,在后藏設立總管兩名,,管制日喀則所有的16個宗。逐步控制后藏經(jīng)濟與稅收大權,。除了以上的措施外,,十三世達賴為加強個人權力,還增設司倫職位,,削弱噶廈的權力,,造成后來雙方關系緊張③(p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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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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