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以后,，西藏各方政治實力集團的對立狀況大致是：

1、達賴與土登貢培為主的實權派,。

2,、孜本龍廈為主的親漢派（包括三大寺部分僧人）。

3,、赤門噶倫為主的保守派,。

達賴在世時，實權派站絕對的上風,，但1933年底達賴患病不治,，很快去世，西藏政局馬上發(fā)生急劇變化,，實權人物土登貢培在與龍廈的權力之爭中敗北而被流放,。在這之后，龍廈與赤門的權力之爭也進行的十分激烈,，其中還伴隨著龍廈倡導的一次西藏歷史上真正具有現(xiàn)代意義上的政治性民主化改革,，這個改革還被歷史學家稱為“求幸福者同盟運動”，龍廈的改革自然遭到比十三世達賴的改革更激烈的抵制,，失敗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③p934—935

按社會各個層面的角色互動關系來分析，十三世達賴進行的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 直接參與的角色無疑都是涉及各自切身利益的西藏上層人物,。就人數(shù)眾多的農牧民與普通民眾而言，改革對他們只是被動的接受,，他們身處改革的邊緣,，受其身份及教育、環(huán)境等等條件的局限,，沒有也不可能主動參與改革,，不過拉薩的普通民眾對上層的政治動向倒始終加以冷靜的觀察，當時街頭流行的政治童謠即為民眾的意念的表達（這里也不排除一些政治家借童謠制造輿論）,。［7］這些童謠反映出改革對民眾的利益并沒有帶來直接的好處,，因此民眾只對具體事件和參與事件的主要人物感興趣，并根據(jù)其言行加以幽默式的挖苦或贊賞,。從社會互動的角度說,，十三世達賴的改革雖然波及面較大，但對于社會學中所說的內局群體和外局群體有不同的作用,。內局群體和外局群體是社會學家埃利亞斯創(chuàng)建的詞匯,，主要用于研究一個社會中的不同群體的關系網絡和社會群體的控制機制,，在他看來，民眾作為外局群體的主要成員無論在利益的收益,、分配上還是在社會生活的交往取向上都沒有主動權,，這就容易造成外局群體對內局群體的名聲、行為的認同和理想化,，如果內局群體成員一旦其行為違背了理想模式,，則會產生外局群體對內局群體的 “貶損化”（denigration）。從拉薩童謠的多數(shù)內容看,，挖苦性,、貶損性童謠居多，我們據(jù)此或可斷定當時的改革造成外局群體漸漸散失對內局群體的理想化,，也就是說,，改革對并沒有獲得群眾的重視，相反,，在改革中所伴隨的激烈的權力斗爭吸引了民眾的注意力,，并造成民眾對權貴甚至活佛崇拜的失落。有關達賴和班禪斗爭的童謠就說明這一點,，該童謠把班禪與達賴分別比喻為喜鵲和布谷鳥：“無人不識的喜鵲鳥,，長一身黑白相間的羽毛，待到布谷鳥來臨,，我們再慢慢地討論商量,。”字里行間頗具有諷刺性,。

摘自《西藏民族學院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