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在日本馬關春帆樓談判《馬關條約》,，甫坐定敘舊寒暄的時候,，日本的“改革之父”，李鴻章的老對手伊藤博文宰相以戰(zhàn)勝者的姿態(tài),，得意洋洋地談到日中兩國的政治體制在 “明治維新”和 “同光新政”以后走上了兩條不同的道路,。伊藤假意奉承說:“日本之民不及華民易治，且有議院居間,，辦事甚為棘手,。”言下之意是說李鴻章,，你們專制政體,，權力很大，談判可以說了算,。不像自己在日本,，民主政體，有議會里的議員們牽制著,，回旋余地不大,。李鴻章可能知道這是伊藤博文在利用日本議院民主政治和他討價還價，爭取有利的談判地位,。但是,，他不明白伊藤博文還是在炫耀他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成就，有了中國沒有的 “三權分立”民主政體,。李鴻章落入圈套,，本能地說:“貴國之議院與中國之都察院等耳?！崩铠櫿略谝撂倜媲坝忠淮伪┞端投疾煸旱摹坝贰焙汀把怨佟眰兊募m紛,，也暴露了他對現(xiàn)代政治的無知。他還是把“清流黨”否定他的和議計劃,，擱置他的洋務預算,，都看作個人恩怨，并不認為清朝的體制出了大問題,。不料伊藤接下去就嘲笑中國政治的落后,，指出清朝這次戰(zhàn)敗，正是在于“同光新政”缺乏日本那樣力度的政治體制改革,。他說:“十年前曾勸(中國)撤去都察院,，而(李)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漢時，由來已久，未易裁去,。”伊藤博文洋洋自得于“脫亞入歐”的政治體制改革,，李鴻章則還是懷抱著湘淮軍體系崩潰后的個人沮喪,，兩副神情，完全是在兩個不同層面上顯揚,。

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的以上談話內(nèi)容,，被上海報人蔡爾康輯錄成《中東戰(zhàn)紀本末》，即刻發(fā)表在基督教廣學會出版的《萬國公報》上,。其中透露了很多李鴻章甘處下風的失態(tài)話語,，諸如說到中國的“新政”施行不當，不如日本,，李鴻章竟然會觍著臉說:“中國請爾(指伊藤博文)為首相何如,？”伊藤博文也居然會大言不慚地說:“當奏皇上，甚愿前往,?！敝袊丝梢哉堄擞柧毢＼姡梢云该绹祟檰柾饨?。但是,，請日本人來做首相，這種玩笑怎么也都開不起,。李鴻章的“痞子腔”打到這份上,，實在出格，自然引起中國讀者極大的羞辱感,。

1896年,，李鴻章訪英期間與英國首相兼外交大臣索爾茲伯里(左)合影

三、 名相功業(yè)的挫折

世界近代歷史上有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18世紀是“皇帝的時代”,，世界歷史由幾個專制君主統(tǒng)治著,。在法國是“太陽王”路易十四；在俄國是“改革家”彼得大帝,；在普魯士是“開明專制”的腓特烈大帝,；在中國就是完成了“滿漢一體”的康熙皇帝。然而到了19世紀,，歷史一下子轉變成了“宰相的時代”,，宰相們大有作為。在法國是“第一執(zhí)政”拿破侖(后來稱了皇帝),；在奧地利是“神圣同盟盟主”梅特涅親王,；在德國是“鐵血宰相”俾斯麥；在日本是主政“脫亞入歐”的伊藤博文；在中國,，勉強能夠被列入名相之列的就是“中堂”李鴻章,。

歷史上還有一種現(xiàn)象，一個時期的政治家往往集中出在一個地方的人群中,。由于淮軍在清末政局中的崛起,，許多安徽籍將領，憑“子弟兵”的關系,，從李鴻章處領到了各省督撫和知州,、府、縣的位置,。清末政壇上,，出自湘軍的“湖南幫”和出自淮軍的“安徽幫”，與傳統(tǒng)靠科舉正途,，苦讀,、考試和磨勘慢慢爬上來的 “江浙幫”形成文武對應，朝野呼應的局面,。湘淮系里也有不少江浙籍的大幕僚,，如丹徒馬建忠、無錫薛福成等,；翁同龢為首的“江浙幫”也包括有其他省份的士人,，如南皮張之洞、豐潤張佩倫等,。同光時期官員的湘,、皖、江,、浙,、直隸等地籍的分別是明顯的，但也并不是絕對的,。只是形成一定程度的地籍觀念后,，當事人也是更樂于從“地望”的角度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