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南京“倒許”風潮的內因是什么,？“紅總”與軍方的矛盾沖突是如何發(fā)生的,？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不得不對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戰(zhàn)略部署和1967年8月以前南京地區(qū)的“文革”發(fā)展狀況有一個大致的瞭解,。
簡單說來,，“文革”是“大躍進”失敗以后（特別是經(jīng)歷了三年困難時期以后）中共黨內高層認識分歧的產物。毛澤東發(fā)動“文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將劉少奇及其黨內追隨者清除出黨,。毛的這個戰(zhàn)略意圖可以從《五·一六通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十六條》以及他同斯諾的談話中明顯地看出,。不過毛澤東在醞釀發(fā)動“文革”的時候，并未意識到可能發(fā)生的複雜變數(shù)和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
依據(jù)延安整風和廬山會議的歷史經(jīng)驗,，毛澤東似乎樂觀地認為，只要他明確表示出打倒劉少奇的意向,，黨內絕大多數(shù)同志都會毫不猶豫地站在他這一邊,，然后將劉少奇開除出黨，“文革”運動便可以勝利地宣告結束,。然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結果大出毛澤東意料之外,。盡管他在會議之前和會議期間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結果并沒有達到徹底打倒劉少奇的戰(zhàn)略目標,。
於是毛不得不調整其戰(zhàn)略部署,，將主攻目標轉移到中共中央委員會成員身上。其如意算盤是借助群眾性的“造反”,、“奪權”運動,，沖垮現(xiàn)有的政治體制和權力格局，打倒那些對“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中央和地方高級領導干部,，然后重新任命一批“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人。用“無產階級司令部”二號人物林彪的話講,，就是“今后我們的干部政策應該是,，誰反對毛主席，就罷誰的官”,，“要通過這次運動,，全面地審查干部”，9“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個全面的調整”,，10從而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將劉少奇徹底打倒,。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66年8月以后各地群眾的“造反”運動風起云涌,，蔚為大觀,，并從1967年初開始進入全面“奪權”階段。
然而毛澤東并非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者,。群眾運動不過是他進行黨內斗爭的一個工具,。因此，盡管毛澤東在“文革”運動初期十分強調“大民主”的積極意義,，強調群眾運動的自發(fā)性,、自主性和天然的合法性，但是他從一開始就沒有放松對群眾運動的干預和控制,，一直試圖將群眾運動限制在他所設定的軌道之內,。
例如，毛澤東在1966年7月對中央負責人的講話中曾經(jīng)指出,，“給群眾運動定框框不行”,，要“把一切框框打的稀巴爛”。11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示林彪等人部署駐京部隊對紅衛(wèi)兵實行政治軍事訓練,，重點是“學習政治、學習解放軍,，學習林彪同志和周總理的講話,，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解放軍的三八作風”,，12意在加強紅衛(wèi)兵的組織紀律觀念,。他還操縱當時的輿論宣傳，提出所謂“兩個司令部”的概念,，強調群眾的革命造反運動必須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統(tǒng)一領導和部署之下進行,。這實際上就為群眾性的“造反”,、“奪權”劃定了一個最大的框框,。
其次,，對於各地“奪權”以后過渡性臨時權力機構的組建和人員構成，中央多次以明文規(guī)定的方式加以干預和控制,。比如2月19日發(fā)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奪權斗爭宣傳報導問題的通知》申明:“各省,、市、自治區(qū)領導奪權斗爭的臨時權力機構,，叫什么名稱,？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結合？今后要先報告中央,，經(jīng)中央批準后,，再在當?shù)貓蠹埳习l(fā)表?！?3其后中央於3月17日再次發(fā)佈通知,，指出:“各省、市,、自治區(qū)一級的奪權,，在採取行動之前，應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來京同中央商量,。沒有經(jīng)過中央同意,，不要成立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不要在地方報紙上報導和廣播電臺上廣播奪權,?！?4
林彪的“三·二○講話”和“八·九講話”曾作為中央重要文件下發(fā)。毛澤東之所以特別看重這兩個講話,，乃是因為它們特別突出了“緊跟中央”,、“服從中央”的主題。比如在“八,？九講話”中,，林彪曾經(jīng)告誡曾思玉、劉豐:要想在政治上不垮臺,，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請示報告,，……無論大事小事都要請示報告,。”他還說:“報告請示中央批準了再辦,，這是毛主席一貫的工作作風,?！?5
以上的這些引證，在在顯示出“文革”要強化“中央權威”（實際上就是強化毛澤東個人的權威）的導向,。而從實際情況看,，那些“不聽招呼”、“自行其是”的人,，不管是“中央首長”,、省委書記，還是群眾造反組織領袖,，還是參加“三支兩軍”的軍隊將領,，最終都難逃被清洗的命運。由此可見,，與國內外“新左派”諸公的樂觀估計不同,，“文革”運動本質上是一個“集權”的過程而不是一個“放權”的過程，“文革”期間的所謂“民眾政治參與”本質上是“運動群眾”而非“群眾運動”,。
1967年初緊隨“奪權”運動而來的“三支兩軍”,，是毛澤東對群眾運動實施干預和控制的主要組織手段。關於“軍管”的基本性質和具體內涵,，在1967年3月召開的“軍級以上干部會議”的有關文件中有如下明確說明:“……革命造反派（小將）有天生的弱點,，即政治上不成熟，雖然干勁大,，但是缺乏組織性”,，因此要通過“軍管”實現(xiàn)三個過渡:即（1）把權過渡到解放軍手里；（2）從解放軍手里把權過渡到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手里,；（3）從三結合那里過渡到巴黎公社那樣通過全面選舉出來的權力機構,。16就筆者所知，“文革”自始至終都沒有實施過所謂“巴黎公社”那樣的“全面選舉”,。因此上文所引的第三條內容不過是一紙空文,，是毛澤東積極致力於個人集權和獨裁的一個漂亮點綴?！叭绍姟钡恼嬲康?，是給帶有自發(fā)、自主傾向的群眾運動套上籠頭,，用當時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領導人的話講,，就是要加強造反派的“革命性、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
如果我們對上述背景有所瞭解的話,，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中央關於“支左”的指示發(fā)出以后，各地造反派會與軍方發(fā)生如此嚴重的對立,。從某種意義上講,，以南京“倒許”風潮為代表的造反派的“反軍”活動,，是毛澤東個人思想深處“黨的領導”和“群眾路線”觀念相互抵牾的產物，是毛澤東“發(fā)動群眾運動,、操縱群眾運動,、消解群眾運動”“三步走”戰(zhàn)略部署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的一個不和諧的插曲，是“無產階級司令部”與造反派群眾組織之間一場“控制”與“反控制”的較量,。
以下讓我們結合有關事實,，具體地考察一下南京地區(qū)“紅總”,、“八·二七”和南京部隊這三者之間矛盾的形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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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董國強
編輯：
劉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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