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shè)歷史

引言：晚清政局波詭云譎,，充滿了吊詭之處。甲午戰(zhàn)敗后,，清朝舉國上下都圖謀維新變法，在光緒皇帝的主導下,，清朝掀起自上而下的圖強變法運動,。但這場變法運動僅僅持續(xù)了百余日便以失敗告終，此后,，光緒遭到軟禁,，大權(quán)歸于慈禧太后之手。

慈禧與光緒一直充滿了爭議

差不多在戊戌變法失敗稍后,，義和團運動在華北大地爆發(fā),，慈禧希望借義和團之手，驅(qū)逐外國勢力,，結(jié)果遭致八國聯(lián)軍侵華（即“庚子國難”）,。慈禧攜光緒倉皇逃往西安，史書稱之為“西狩”,。“庚子國難”以后,，慈禧開始推動清朝的“新政”，其大部分政策,，如編練新軍,，廢除科舉，與戊戌變法時并無多大差異,。在清朝中央政府的推動下,，中國也出現(xiàn)了一些新氣象，似乎新政勝利就在眼前,。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頒布《仿行立憲上諭》,，宣布預備立憲,，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頒布《欽定憲法大綱》，規(guī)定了君主與民眾的若干權(quán)力,，結(jié)果引發(fā)全社會普遍不滿,。其后不久，光緒慈禧相繼去世,，清朝也走向了窮途末路,。

慈禧去世清朝也緊接著壽終正寢

歷史在這里充滿了令人遐想的空間：庚子國難以后，清政府的新政如果是在光緒皇帝的推動下,，結(jié)果會如何,？光緒能否像明治天皇再造日本一樣，再造一個新中華,？

光緒不是改革的合格領(lǐng)導者

光緒帝

歷史雖已成定局,，但不妨礙我們假設(shè)：假定慈禧死在“西狩”途中，光緒皇帝掌握了清政府的中央大權(quán),，并重拾當年的改革夢想,，那么，他的改革能夠成功嗎,？在筆者看來,，光緒很難帶領(lǐng)清政府完成改革，因為光緒不是一個合格的改革領(lǐng)導者,。

光緒所受的是傳統(tǒng)的帝王教育,，學的是《帝鑒圖說》、《十三經(jīng)》之類的帝王之書,。這導致光緒缺乏國際視野,，對西方世界特別是當時世界的潮流一無所知。本質(zhì)上,，光緒是一個中世紀的皇帝,，他缺乏應對近代復雜國際環(huán)境的基本能力。而在光緒的心目中,，康熙乾隆才是他的偶像,。加上皇宮生活極為封閉刻板，他缺少接觸外界的渠道,，連起碼人情練達都缺乏,。（參見張宏杰《致命影響--光緒的性格》，《同舟共進》2014年第6期）

光緒在戊戌變法中的表現(xiàn),，如同賭徒一般急功近利,，寄希望于畢其功于一役。短短一百天推出的改革政策包含政治體制,、官僚制度,、發(fā)展工商業(yè),、改革教育等等，幾乎涵蓋了社會的每一個方面,，其改革極為魯莽與激進,，當時的西方觀察家評價光緒的改革說：“不顧中國的吸收能力，三個月內(nèi)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夠中國九年消化,。”（參見張宏杰，《中國皇帝的五種命運》,，山西人民出版社）

戊戌變法中光緒與康有為的表現(xiàn)就是——操切

除了不了解西方的制度禮儀,，光緒在親政以后，表現(xiàn)得也十分獨斷專行,，是典型的中國式帝王,。光緒帝的這一性格特征，在為德國皇帝制作寶星（即勛章）一事上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初五,，德國親王亨利在覲見光緒時表示,，為了感謝光緒對亨利親王的優(yōu)待，德國皇帝將向光緒授予“黑鷹寶星”,。德國的這一舉動引起光緒注意,，四月初六，光緒為進行對等外交,，決定向德國皇帝回贈清朝最高等級的寶星,。

但其實光緒并不了解寶星在西方禮儀中的作用，把它當成了一種賞賜和贈與,，并未理解為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且光緒在寶星的制作過程中，反復更改寶星的造型配色,，令總理衙門和制作人員無所適從,，最后光緒要求在寶星上鑲嵌大顆珠寶，改變了寶星原有的榮譽性質(zhì),，使其更像是一種珍寶,。

光緒在這件事上大費周章，實際是不了解近代外交實質(zhì)的體現(xiàn),，“將程式當作內(nèi)容”,。（參見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一個不了解世界形勢的君主,，很難帶領(lǐng)改革走向成功,。更令人遺憾的是，戊戌變法之時，光緒手邊連像樣的世界地圖都沒有,。戊戌變法失敗后,，光緒權(quán)力喪失，更難以了解外部世界,，即便慈禧死去，光緒也不可突然能變成合格的領(lǐng)導者,。

晚清改革不重視利益被損害群體

任何改革都意味著一部分人的利益會被損害,，因此改革者必須注意照顧這些利益被損害的群體，否則他們將成為社會的不穩(wěn)定因素,，改革也未必能成功,。

晚清的兩次革新，都不重視利益被損害群體,，所以改革失敗幾乎成為注定的結(jié)局,。以晚清對教育的改革為例：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頒布上諭,，宣布廢除科舉考試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延續(xù)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就這樣戛然而止,。其實,，廢除科舉并不是清政府的貿(mào)然之舉，早在1896年的戊戌變法中,，光緒皇帝等人就打算廢除科舉,。不過由于戊戌變法壽命太短而未能實行，等到“庚子國難”以后,，科舉制度變成舉國上下詬病的制度,，不少人認為科舉制度是中國落后的元兇。

1905年廢除科舉讓科舉考場頓時冷落下來

科舉制度被廢除后,，舉國上下一致稱贊,。比如維新派的《時報》發(fā)文贊揚說：“革千年沉痼之積弊，新四海臣民之視聽,，驅(qū)天下人士使各奮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興中國者,，其在斯乎,。”看起來，廢除科舉順應了時代潮流和人心,，清政府的改革理應一帆風順,。

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由于清政府的改革舉措太過倉促，缺少過渡措施,，對傳統(tǒng)的讀書人沒有相應的安排,，導致大量寄希望于通過科舉考試改變命運的人失去上升通道。特別是貧寒階層的子弟,，他們中許多人錯過了上西式學堂的年齡,，也不具備足夠財力重新學習新知識，以“學而優(yōu)則仕”為目標的大量讀書人,，不得不重新尋找做官的出路：比如留學或投入地方實力派門下當幕僚,，甚至不得不選擇當兵，這對讀書人可謂莫大的侮辱,。

主流上升渠道缺失,，讀書人只能尋找邊角空間謀求出路。大量讀書人淪為邊緣知識分子,，在晚清的革命大潮中,，他們與清政府越走越遠，最終成為堅定的革命派,。

類似廢除科舉制度的改革措施,，在清末十分眾多。比如為了籌集改革需要的資金,，清政府不斷加收各種苛捐雜稅（典型表現(xiàn)是1904年鐵良南下,，結(jié)果令地方實力派大為不滿，《警鐘日報》稱鐵良“收括東南之財富以供北京政府之揮霍”）,，結(jié)果是民眾沒享受到什么新政的福利,，反而飽受其苦，最終民生凋敝,，民心思變,。

需要指出的是，清末新政雖不是光緒主導,，但所實行的政策,，與光緒主導的戊戌變法并無多大區(qū)別。光緒即便主導清末新政,，思路也不會發(fā)生大的變化,。

晚清的各類改革都缺乏民間基礎(chǔ)

實際上，無論是光緒主導的戊戌變法,，還是清末新政,，清政府的改革都缺乏民間基礎(chǔ)。這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改革的廣泛性,，晚清歷次改革都缺少民間支持,，對于廣大官員和底層民眾而言，改革是什么，要怎么改,，他們并不關(guān)心,，甚至十分反感；二是民眾對改革的內(nèi)容知之甚少,，甚至許多理解都是錯誤的,。這注定晚清的改革是無根之木，無水之源,，也注定了不論由誰主導改革,，都不能帶領(lǐng)清政府走進新時代。

光緒主導戊戌變法時,，短短一百天內(nèi)出臺了大量改革舉措，但真正推行下去的寥寥無幾,。地方官員大多持觀望態(tài)度,。清末新政之時，慈禧和光緒尚在世,，中央還頗具權(quán)威,，但官員們對新政的態(tài)度依然是敷衍塞責，應付了事,。中央各部的“大小官僚每日到部,，只是簽到、劃知,、蓋章例行公事,，大多對政事一無所知，真正懂得條例擬具辦法的只有部里的書辦,。”（參見文安主編《晚清述聞》）中央大員尸位素餐,，地方官員更是和中央背道而馳，慈禧曾對盛宣懷抱怨說：“現(xiàn)今毛病在上下不能一心,，各省督撫全是瞻徇,，即如州縣官，案件尚不肯說真話,。”（參見《歷史文獻》第7輯,，第246頁）

官員不執(zhí)行新政政策還不算最嚴重的，還有官員反對新政變法,，比如曾歷任廣東巡撫,、兩廣總督的張人駿就認為新政會增加財政開支，激起民變,。不幸的是,，張人駿說對了，清末新政時期，因為苛捐雜稅沉重,，各地民變迭起,。

官員不愿執(zhí)行新政政策，民眾對新政更是所知甚少,，茅海建教授在《救時的偏方：戊戌變法期間司員士民》一文中講述了一則例子：湖南永州府新田縣舉人何鎮(zhèn)圭在上書中提出了新辦團練的軍事舉措,。而當時中國剛剛經(jīng)歷甲午戰(zhàn)敗，士大夫卻不知敗在何處,，還在提倡團練這一軍事方法,，顯然與近代化的軍事舉措背道而馳。到清末新政時,，中國大部分士大夫在觀念上也無多大進步,，遑論民間底層了，他們對改革的認識幾乎等于零：清朝開始新政以后,，興辦了大量新式學堂,，結(jié)果遭到民間抵制，1910年前后,，江蘇,、浙江都興起了毀學風潮，此后又波及四川,、廣東等地,。

如果說毀學風潮是因為新學與中國傳統(tǒng)的信仰制度有沖突，那么民眾抵制清政府的禁煙舉措,，則更能說明民間社會不支持新政：1906年11月,，清政府頒布《禁煙章程十條》，決定將“將洋土（鴉片）藥之害,，一律革除干凈,。”這本是善政，但在推行過程中卻受到極大阻撓,，不少地方民眾為此起事,，蘭州知府全家被殺，云南大姚縣幾千人攻占縣城,。

禁鴉片居然引起民變,，這就是清朝改革的社會基礎(chǔ)

這些事例證明，清末新政在官員與民間社會都缺乏根基,，很多改革政策只能是上層政府的一廂情愿,，根本推行不下去。這與慈禧主導還是光緒主導根本無關(guān),，而是因為清政府積重難返,，幾乎無藥可救,。客觀而言,，光緒皇帝的威望與執(zhí)政能力,，比之慈禧太后差得太遠，由慈禧主導的清末新政,，大部分舉措尚且流于形式,，換成光緒主導，他不可能更成功,。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清末新政缺乏起碼的社會基礎(chǔ)，改革措施也急功近利不顧后路,，這注定改革很難成功,。再加上光緒是一個對世界知之甚少，治國理念尚停留在中世紀的獨裁皇帝,，他很難在短時間內(nèi)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更難改變整個清王朝的思維方式。這就決定了的光緒皇帝不可能帶領(lǐng)清王朝取得變法改革的勝利,，這與慈禧是否在世無關(guān),。

責編：高飏 PN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