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汪先生逝世以至日本投降

汪先生終于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不治逝世了,，我一方面非常悲慟,，一方面更想到我對于汪先生的心事已了，但怎樣可以結(jié)束這個局面以使國復歸于統(tǒng)一呢,？南京政府不是我一個人主張就可以解散的,，立刻解散一定受到日本的脅害，同時也沒有別的機關(guān)可以維持治安,。如果東南一亂,，我仍舊對不起國家,，仍舊不能達到中國順利統(tǒng)一的理想，因此我不肯就主席職務,，只以代理名義維持,，等待國家的統(tǒng)一。同時,，于十二月二十日發(fā)表聲明,，宣言南京國民政府自還都以來，自始即無與重慶為敵之心,，更強調(diào)聲明“黨不可分,、國必統(tǒng)一”。我這個聲明是表示我數(shù)年來的思想,，并且回應我離四川后呈蔣先生那封信,。當時南京仍在日軍扶持之下，我不憚率直地表明南京無與重慶為敵之心,，而南京政府真是各黨各派,、無黨無派合作的。我也不憚明白表示黨不可分的理論,。我并不是今日要敘述我的勇氣和決心,，只是八年以來的一貫主張，到了我可以發(fā)言的時機,，應該披肝瀝膽,，與人以共見。

布置是差不多了,，主張也表示過了,，所苦的，我不能和蔣先生通消息,，原本我有兩個電臺:一個是我自己設(shè)立的,，在上海開納路七十四號，那電臺設(shè)于三十一年下半年,，是供給蔣先生侍從室劉百川用的,，那呼號是GWAZ．XZWW．LXY，我從來沒有直接消息報告蔣先生,，因為總感到關(guān)于日本普通的情報自然有報告,。關(guān)于日本謀和事件，總以這些條件我自己都不滿意,，那能告訴蔣先生,？至關(guān)于個人問題，只有等候蔣先生的命令,，我無自己表示的必要,。其次一個電臺是戴雨農(nóng)先生底下的陳中平的,。那個電臺一次為上海日本憲兵破獲，把人全捕去了,，我出面保釋,，并要求交回電臺，叫陳中平繼續(xù)設(shè)立,。那電臺的呼號是QSF·AVL·EQF·JVO·CLT·JOH·VCQ,。后來陳中平因為恐憲兵監(jiān)視，或作或輟,，多數(shù)電報都送往浦東,。自我就任代理主席，劉百川早回內(nèi)地,，第一個電臺已經(jīng)日本憲兵干涉了幾次,，終于把電臺封閉了。剩下陳中平的電臺,，據(jù)說沒有和蔣先生通信的密碼,，那時我竟沒有辦法，只好企圖蔣先生有人到京滬,，可以使我表明我的心境和在此地的布置,。

我還記得我見過幾個人:一位是何世楨先生，一位是顧寶安先生,，一位是兩路黨部負責人（姓名我已忘記,，可以問傅式說），一位是胡鄂公先生,，一位是趙冰谷先生,，我都托他們把我的心情和布置轉(zhuǎn)達蔣先生。我告訴他們:我對汪先生心事已了,，責任已完,，現(xiàn)在此間正候蔣先生指示辦法。至于防共,，我已盡我的力量，大致東南不致有什么問題,，將來無論如何,，我絕不會割據(jù)，我絕對服從蔣先生,，我極盼望黨能團結(jié)而國復歸于統(tǒng)一,。何世楨先生是駐上海，其余的人或者要回內(nèi)地去,，或者自己要去內(nèi)地的,，并且我鄭重告訴顧寶安先生,，請他轉(zhuǎn)告立夫先生，或可能時呈明蔣先生,，派一位相當重要人來滬,，這樣可以直接聯(lián)絡、直接通電,，可是到我離京之時,，我依舊沒辦法和蔣先生通消息。

不過,，軍事方面已和顧墨三和何柱國兩位取得聯(lián)絡,。大概今年五、六月間,，有一位姓楊的湘人（名字我也忘記,，可以問趙尊岳），奉陶廣軍長之命來見我,，商量軍事合作,，共同剿共。我和佛海商議之后,，派陸軍部督練處處長張海帆和陶先生的代表到浙江,，張海帆不但見了陶軍長，并見過顧墨三先生,。顧先生還派高級參謀柏良來滬商談具體問題,，我立刻叫參謀次長祝晴川至滬，和柏先生商訂軍事共同行動幾個綱領(lǐng),。后來我回京之后,，聽說柏先生又因路不通，逗留杭州到日本投降的時候,。他已回到浙江沒有,，我不知道。除共同剿共問題,，我曾和柏良談起日本問題,，我主張不必在日本本地登陸，只在臺灣登陸,，日本即會屈伏〔服〕,，在臺灣登陸犧牲較少，而成功則一,。柏先生主張我派一代表見蔣先生,，可是我實在沒有一個熟人可派，只請柏先生轉(zhuǎn)告顧先生,，請他代達我的意見,。

何柱國的代表吳樹滋也來南京見我了,，并攜有何先生一封信，說奉將先生之命來聯(lián)絡剿共的,。那位吳先生是林柏生介紹的,，我派軍令部次長楊振和吳先生接洽，何先生并要求我派蚌埠綏靖公署參謀長郭爾珍和他接洽,，可是郭爾珍患病未行,，我后來到蚌埠，還催郭爾珍前往,，并親手寫了一封信給何先生,。我叫楊振在南京設(shè)立一個電臺和何柱國先生通電，并曾囑張嵐峰和何柱國先生見一面,，商議軍事問題,。

軍事合作正在進行，日本投降了,，以往的事不過因敘述之便,，簡單說一個大略。以下還簡說我的心情,，然后說到南京政府解散后一段故事,。我自到南京，除前述幾個原則之外,，我決定第一不批評抗戰(zhàn),，更不愿誹謗蔣先生。我總覺得抗戰(zhàn)是應該的,，和平是不得已的,，我是贊成蔣先生的主張的。因為和平到了南京,，目睹日本的種種行動,，我更感覺有抗戰(zhàn)的必要。我還記得內(nèi)地有人出來,，傳說南京的人們以為抗戰(zhàn)愈烈,，和平愈有辦法，這種傳言并不是謠言,，的確是事實,，也是南京的見解和主張。第二,，我手寫文章不曾稱過日本為友邦，因為我不認日本足為朋友,，大家復按過去幾年來我寫的文章,，可以知道我的心境,。第三，不請重慶的同志和部隊參加和運,，我總以為我到此地是我和汪先生的私人關(guān)系,，我是來補救的，是準備受苦的,，我自己已是受苦,，我更不愿拖其他同志受苦。至于部隊,，除了后來因聯(lián)合剿共之外,，我始終沒有和一個內(nèi)地的長官交通過，因為我不愿意拆散抗戰(zhàn)陣營,，尤其不愿以一個師長和團長受日本的一個尉官指揮監(jiān)視,，我不愿和留在重慶一個同志或部隊通過信或者希望他們出來，除非同志已經(jīng)出來,，那我只好替他找一件工作,，這是可以查考的。第四,，凡是重慶同志有被日軍逮捕的,，除非我不知道，或者出乎我力量之外,，否則必定設(shè)法保釋,。我不是借此見諒于同志，而是援黨不可分之義,，實行我的主張,。第五，凡是被俘的軍官,，我都贊助汪先生設(shè)法安置,。我總覺得內(nèi)地軍官的民族意識和反共思想比其他雜湊的隊伍強烈的多，中國不幸而敗,，可以作復興中國之基,，幸而戰(zhàn)勝，則這部分軍隊終可為國之用,。第六,，在上海范圍之內(nèi)，尤其在去年十一月以后,，我對于重慶的情報人員極力掩護,，并同意于各地軍政人員和中央人員交通。

至于傳達日本和平條件，我只有兩次,，兩次都托一位朱文熊先生往內(nèi)地報告,。第一次大概在前年底，時間記不清,。比較具體的是去年小磯內(nèi)閣登臺以后,，由柴山陸軍次官攜來五條，內(nèi)容我已有些模糊,，大致是中日對等和平,，日本立刻全面撤兵，中國在和平后可以中立,。我以為這些都不大相干,，最要緊是可以談東北問題，撤消滿洲國,。柴山答復可以討論,，我認為比較具體，所以和佛海商量,，又托朱先生往重慶一行,。朱先生是商人，與政治無關(guān),。朱先生是在汪先生逝世前動身的,，直到今年夏天才回上海，問日本更有無進一步的表示,，那時已過了舊金山會議了,。我勸日本大使谷正之，最好日本托重慶調(diào)停,，谷正之不敢作主,，要報告東京。后來我在今年八月底到日本,，才于報上得有消息,，日本擬派近衛(wèi)赴俄，托俄國調(diào)停,。我當時主張由中國出面調(diào)停,，以為可以增強中國的地位，增加中國的發(fā)言權(quán),，并且將來收復東北不致有其他意外,。

不料日本倒信蘇聯(lián)而蔑視我的提議，大概日本還以為日蘇還有互不侵犯條約的關(guān)系,，而且在德蘇戰(zhàn)事正猛烈時候,，日本不動,，總以為蘇聯(lián)可以幫她的忙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