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強力動員下,，日本的民族主義迅速形成,，山縣有朋在闡述“利益線”時，就明確說保護利益線一靠軍備,，二靠教育,，“國之強弱根于國民忠愛之風氣,，國民愛戀父母之邦，如無以死固守之念,，雖有公私法律,，國將一日無存。國民愛國之念,，只有通過教育得以養(yǎng)成,，如此，使其成兵時即為勇士,，當官時即為純良之吏,。”

甲午戰(zhàn)爭后,，日本思想家幸德秋水還在痛心疾首地呼吁:“大概我國政界的腐敗,、經濟的不安，以及德教的頹廢日甚一日,，這些都足以使國家趨于危亡之運,，而我國民的麻木不仁卻幾乎到了極點”，“嗚呼,！國民若不及早從其昏睡之境覺醒，我國家之前途奈何,？”（《國民的麻木》）而此時的中國,，也開始逐漸從昏睡之境覺醒。

國家與民族:為誰而戰(zhàn)

受日本啟發(fā)而形成的“中華民族”一詞,，最后成了召喚抗日的旗幟,；被日軍鐵蹄激發(fā)出來的中國民族主義，最終選擇了將日本作為最主要的抗爭對象,。

民族主義出現(xiàn)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或曰公民的主權觀念,。

著名詩人哥德在德國統(tǒng)一前,，曾說:“我們全都支持腓特烈大帝, 但普魯士與我們何干?！保h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歐洲的民族主義,，是在推翻了神權和王權，民族利益取代了王朝利益,，民族國家取代了王朝國家后才出現(xiàn)的,。國家的統(tǒng)治者不再被等同于國家, 而不過是國家的臨時首腦，民族國家成為公民的最高效忠目標,。美國著名學者漢斯·庫恩（Hans Kohn）指出:“沒有人民主權觀念作為先導,，民族主義是不可想象的”,。（《美國的民族主義》）

日本比中國更早形成民族主義，也正在于其早在明治維新時期,，就基本解決了國家是全民的這一基本政治命題,，和最根本的政治改革。

盡管明治維新本身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但天皇的權力根基卻是不穩(wěn)固的,，難以形成如中國皇帝那般的“朕即天下”。為了鞏固政權,，天皇也需要建立“最廣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而民族主義便成為外可對抗西方強權、內可樹立天皇“新權威”的重要途徑,。為此,，天皇必須向諸侯乃至社會公眾讓渡部分權利，而這種讓渡本身恰恰與近代的君主立憲制相吻合,。

在作為明治維新發(fā)端的《五條誓文》（1868年）中,，幾乎都是關于權利的共享:

廣興會議，萬機決于公論,；

上下一心,，盛行經綸；

官武一途以致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破舊有之陋習,，基于天地之公道,；

求知識于世界，大振皇基,。

這五條誓言,，不僅大大地解放了思想，為維新改革奠定了法理基礎,，實質上也是一場相當徹底的自我政治體制改革,。我們看到，此時遠比日本強大的大清,，一直到了王朝末日都難以痛快地向民眾進行類似的政治宣示,，惶論真正讓權。

天皇的“買賣”十分合算,，他向公眾讓渡了本被幕府攫取的權力,，換取了全民的效忠，以及“萬世一系”的皇室在國家政治生活的牢固地位,，并推動了和國家在體制和精神層面上的雙重解放,。與此類似,，明治天皇也開放了輿論，報刊迅速成為對政府的強大監(jiān)督力量甚至是反對力量,，被稱為“第四種力量”（參考拙作《日本滿清誰是“中華”——甲午中日國家形象戰(zhàn)》,，本刊6月上），天皇同樣用新聞自由換取民心和民智,，并在國際上樹立了開明的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