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識破了張國燾的分裂陰謀，毅然率紅1,、3軍團主力組成陜甘支隊,，單獨北上，一路斬關奪隘,，于8天后到達甘肅宕縣的哈達鋪,。此時,，由于張國燾的破壞,，紅四方面軍已南下，原定建立川陜甘新蘇區(qū)的計劃完全落空,。而中央紅軍已由一年前從江西出發(fā)前的8萬余人減少到不足8000人,，部隊經(jīng)過長期無根據(jù)地作戰(zhàn)，疲憊不堪,，且強敵環(huán)伺,，如果再不能找到合適的落腳點，就有全軍覆沒之虞,。但是,，當時南方蘇區(qū)均已喪失，還有哪里能作為中共中央新的大本營呢,？這時,，毛澤東偶然之間從一張舊報紙上看到一則關于國民黨派兵"圍剿"陜北"共匪"劉志丹部的報導。這個消息讓在場的人無比振奮：在革命轉入低潮的大背景下,，陜甘蘇區(qū)孤懸西北,，竟能克服重重困難，粉碎國民黨重兵圍剿,，使根據(jù)地和紅軍得以保存和壯大,。堅持陜甘斗爭的領導人謝子長、劉志丹、習仲勛等人真了不起,！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27日在榜羅鎮(zhèn)會議上決定去陜北與陜甘紅軍會合。會后,，紅軍分三路北上,，10月19日到達陜甘根據(jù)地的吳起鎮(zhèn)，與紅15軍團會師,。 

吳起鎮(zhèn)會師

正當紅軍上上下下歡呼雀躍,，慶祝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落腳陜北之時，有人向黨中央反映：一個多月前,，陜北紅軍的主要領導人劉志丹,、習仲勛、高崗等被抓了起來,。到底怎么回事呢,？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經(jīng)過深入了解，終于弄清了其中原委,。

事情還得從大革命失敗說起,。1927年6月，統(tǒng)治西北及河南等地的馮玉祥公開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chǎn)黨員,。中共西北黨組織被迫轉入地下，開展武裝斗爭,。在此后的8年時間里,，謝子長、劉志丹,、習仲勛,、高崗等共產(chǎn)黨人以大無畏的精神與強大的敵人搏斗，先后組織了清澗暴動,、渭華起義,、西華池兵變等多次起義，屢仆屢起,，愈挫愈奮,，相繼組建了紅26軍和紅27軍，粉碎了敵人的多次圍剿,，到1935年7月先后控制了延長,、延川、安塞,、定邊,、保安、靖邊六坐縣城。在北起長城,、南達淳耀,、西抵環(huán)江、東臨黃河的廣大區(qū)域內建立了鞏固的蘇區(qū),，其面積約達6萬平方公里,，人口約100萬，紅軍和游擊隊也擴大到9000人,，成績斐然,。然而，在這個過程中,，陜甘紅軍也確實暴露出一些問題和不足,，給革命帶來了不應有的損失。

劉志丹（中）,、謝子長,、習仲勛（右）塑像

一、部隊成分復雜,，政治工作尚需進一步改善,。大革命失敗后，由于西北黨組織受到敵人的嚴重摧殘,，力量相對薄弱,，槍支彈藥和后勤補給全無著落。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謝子長,、劉志丹等人不得不聯(lián)合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開展武裝斗爭,，甚至吸收了部分地主,、民團……進入革命隊伍。而與此同時,，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非常薄弱,，很多人參加革命"不是政治號召，而是個人感情拉攏,，黨在政治領導上非常薄弱",，其中有些人"有了洋煙，共產(chǎn)黨什么都好,，但洋煙癮發(fā)了,，故弄一陣"，軍紀很差,，群眾影響很壞,，稱之為"假紅軍"，嚴重損害了革命軍隊的光輝形象。1932年2月發(fā)生的給陜北游擊隊帶來重大損失的"三嘉塬繳槍事件"就是因個別干部戰(zhàn)士嚴重違反軍紀使領導人之間的意見分歧表面化,，激化了部隊的內部矛盾,，從而引發(fā)了激烈沖突。

二,、部隊游擊習氣嚴重,，逃跑主義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其中,，以1932年6月陜甘游擊隊第三支隊隊委書記高崗在攻打臨鎮(zhèn)的中臨陣脫逃致戰(zhàn)斗失利最為嚴重,。這次挫折使部隊減員過半，本來漸趨好轉的戰(zhàn)局再度惡化,。

三,、部分領導人在對敵統(tǒng)戰(zhàn)過程中，執(zhí)行黨的政策存在偏差,，甚至違反黨的組織原則,，被敵利用。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我們黨由弱變強,、取得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定之一,，也是陜甘紅軍和游擊隊對敵斗爭的一項重要工作?？墒?，由于斗爭形勢復雜，陜甘紅軍和游擊隊在團結中間力量和做敵軍工作時,，緊急情況下,，會不自覺地忽視黨的組織原則，招致被動,，甚至重大損失,。最典型的要數(shù)接受陳圭璋收編事件。1931年底,，謝子長,、劉志丹領導的陜北游擊隊在情況不完全明了和沒有得到上級黨組織同意的情況下，貿然接受隴東軍閥陳圭璋的收編,，差點被陳吞并,。所幸，謝,、劉二人機警,，及時發(fā)現(xiàn)陳的陰謀，果斷率部突破敵人包圍,，安全撤離,。但是,，在這次行動中，游擊隊一部分官兵經(jīng)不起敵人的利誘,，被陳圭璋拉了過去,，使本就弱小的部隊遭受了損失。為此,，游擊隊主要領導人受到中共陜北特委嚴厲批評,。 

謝子長

以上問題，在很長時間內一直困擾著陜北紅軍和游擊隊,。到1934年,，這些問題再度得到了中共及陜北紅軍的領導人的重視。1933年夏,，紅26軍政委杜衡由于懼怕敵人的圍剿,，否定了劉志丹的正確意見，擅自率該部第2團南下渭南,，幾乎全軍覆沒,，終致照金根據(jù)地于10月失守。次年夏,，紅26軍又在渭北反"圍剿"作戰(zhàn)中失利,，被迫再度放棄照金根據(jù)地，南梁根據(jù)地受到嚴重摧殘,。9月5日,，10天前剛在戰(zhàn)斗中負傷的謝子長在病榻上給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寫信，嚴厲批評紅26軍："42師（筆注：當時紅26軍只下轄一個師,，即42師,。）一貫的是軍事亂竄，不能在艱苦的群眾工作中完成西北蘇區(qū)的任務,，渭北與照金的失敗,，26軍不能擴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線的緣故,，雖然聯(lián)席會議要我代理42師政委,，但我在軍事上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難,。聯(lián)席會一致要求中央派軍、政同志領導42師,，把老右傾同志另外調換工作,，才是根本轉變26軍的辦法。"據(jù)此,，他以"聯(lián)席會"的名義請求中央派得力同志"領導西北全部工作",。10月,，陜北特委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

盡管謝子長在11月25日致信孔原報告陜甘邊和紅26軍已有很大進步,，陜甘蘇區(qū)的狀況也已好轉,，但中共北方局仍然根據(jù)陜北紅軍總指揮部政委郭洪濤的報告，認定紅26軍仍然存在"右傾取消主義",，并派遣朱理治到陜甘蘇區(qū)主持肅反工作,。 

朱理治（左一）

朱理治于1935年7月初到達陜甘蘇區(qū)后，即根據(jù)上級指示開始了推行反"右傾"政策,，集中力量整頓陜甘紅軍,、擴紅、推進土改和群眾工作,。但是,，由于陜甘蘇區(qū)土地貧瘠，人煙稀少,，擴紅工作推進困難,。朱理治初到西北，對陜甘蘇區(qū)的情況并不了解,，開始懷疑地方黨組織和紅軍中混進了右派或敵特,。正好，紅25軍長征轉戰(zhàn)到陜北,，與紅26,、紅27軍合編為紅15軍團。朱理治遂在紅25軍部分干部的支持下,，根據(jù)上級之前的指示,，推行肅反工作。依照他最初的想法,，肅反應是搞清問題和解決問題,，不應該隨便冤枉人。但是,，形勢的發(fā)展卻不依他的意志為轉移,，由于紅軍內部意見分歧和負責肅反工作的原紅25軍政治部主任戴季英、陜北軍委會主席聶洪鈞等錯誤地將鄂豫皖肅反的"經(jīng)驗"引入陜北肅反中,，大搞刑訊逼供,，肆意株連。劉志丹,、習仲勛,、張秀山、高崗等大批陜北紅軍領導人和重要干部均被污為"右派",，蒙冤下獄,。其中有些人甚至被錯殺,。這些冤假錯案引起了陜甘蘇區(qū)干部群眾的極大不滿。就連肅反的始作俑者郭洪濤在聽到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等人被捕的消息后，也公開表示："逮捕張秀山同志是錯誤的,。殺了我的頭,，我也不相信劉、高是反革命,。"與此同時,，國民黨大兵壓境，正對陜北紅軍展開規(guī)?？涨暗牡谌螄?，盡管陜北紅軍與紅25軍取得了勞山大捷，但參加圍剿的敵軍兵力畢竟是紅軍的10倍之多,，力量對比懸殊,。陜甘蘇區(qū)內憂外困，形勢相當危急,。所幸這時中共中央率陜甘支隊到達陜北,，使陜甘蘇區(qū)迎來了重生的曙光。

為挽救土地革命這塊最后的根據(jù)地,，中共中央決定迅速糾正陜北肅反中的錯誤,。11月3日，毛澤東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次日,，因前線軍情緊急，毛澤東與周恩來,、彭德懷率部南下參加反圍剿作戰(zhàn),，遂委托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主持解決"陜北肅反"。 

毛澤東（中）與張聞天（左一）

11月10日,，張聞天率中共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進駐瓦窯堡,，隨即指示成立由他親自領導的五人(王首道、董必武,、張云逸,、李維漢、郭洪濤)領導小組負責調查審理"陜北肅反"問題,。經(jīng)過20天的調查,，11月26日，中共中央公布《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并宣布審查結果："劉志丹及原紅二十六軍的同志無罪,，立即釋放劉志丹并分配工作。"4天后,，張聞天主持為劉志丹等平反舉行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作出了《中共西北中央局黨務委員會關于戴季英、聶洪鈞二同志在陜甘區(qū)域肅反工作中所犯錯誤的決議》,，對直接負責肅反工作的領導人聶洪鈞和戴季英進行了組織處理,。會議最后宣讀了中央《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1936年1月8日,，劉志丹被任命為新編的紅28軍軍長,。至此，"陜北肅反"錯誤基本得到糾正,。

肅反錯誤的糾正迅速穩(wěn)定了陜甘蘇區(qū)干部群眾的情緒,，使陜甘蘇區(qū)成為中國革命新的堅強后方。與此同時,，前線捷報傳來,，紅軍在11月下旬取得直羅鎮(zhèn)戰(zhàn)斗的重大勝利，全殲國民黨軍第109師,，并擊潰另兩個師,，成功地粉碎了國民黨對陜甘蘇區(qū)的第三次圍剿，為中共中央落腳西北獻上了奠基禮,。

責編：馬亞旭 PN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