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初期,，日本老兵史東郎揭發(fā)了日本軍隊在南京犯下的罪惡,，對于他的揭發(fā)與懺悔，中國人民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但是,，我們的新聞媒體把史東郎的懺悔稱之為“第一個日本侵略軍人的懺悔”，顯然與歷史事實不相一致,。在此之前30多年,，藤田茂、遠藤三郎等這樣一批日本的戰(zhàn)犯,，從將校軍官到一般士兵,，已經有過自己的懺悔的表述。

2,、現(xiàn)在爭論最多的,，則是中國政府從中日兩國最深遠的戰(zhàn)略意義考慮，從未來遠東發(fā)展的最長遠戰(zhàn)略著筆,，正式表示放棄政府間的戰(zhàn)爭賠款。根據(jù)遠東軍事法庭的計算,，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日本對中國的15年侵華戰(zhàn)爭給中國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在800到1000億美元左右，間接的經濟損失在2000億到4000億美元左右,。兩兩相加將近5000億美元,。1946年日本的外匯結算只剩下20億美元，以它庫存的20億美元,，要向中國賠償5000億美元，假如說以每年賠償10億美元來計算，需要500年才能基本償清對中國的債務,。按照這個計算辦法,，日本這個國家五年之內在經濟上就會解體。中國政府從整個東亞地區(qū)的戰(zhàn)略考慮，在確保日本民族生存的條件之下,，宣布放棄了戰(zhàn)爭賠款,。這件事情在今天引起了很多的議論也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其中有人說,，因為美國,、英國、蘇聯(lián)和中國對日本可能的賠款“分錢不均”,，所以就主張干脆不要,，這一說法不過是當代人生活的有趣經驗的表現(xiàn)罷了。如果站在遠東的戰(zhàn)略位置上考慮,，我想這些戰(zhàn)略家們所做出的行動是具有深遠的戰(zhàn)略意義的,。這些戰(zhàn)略意義的支點在哪兒呢？憑我粗淺的體驗,，我認為這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戰(zhàn)勝國處置德國的歷史教訓,，就遠東格局乃至整個世界格局來說，保持日本這個國家的生存條件和保持其民族的完整性,，對穩(wěn)定東亞乃至世界的長久的和平是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的,。1965年5月31日，中國政府代表趙安博先生會見日本議員宇都宮德馬時有這樣的表述：“中國不想靠別國的賠償進行建設,，像第一次世界的戰(zhàn)敗德國那樣支付巨額戰(zhàn)爭賠償對和平是有害的,。讓沒有戰(zhàn)爭責任的一代支付賠償是不合理的……”中國國家這一具有偉大戰(zhàn)略意義的決策并不能為一般的國民所思索和認識，但在60年間世界格局的巨大運動中卻事實上顯現(xiàn)了巨大的歷史價值,。

我以為正是由于上述這樣的復雜的多層面原因,，促成了日本在戰(zhàn)后20年原罪和反省的中國觀念。那么這種原罪和反省的中國觀表現(xiàn)在哪些方面呢,？我想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

一種是他們的原罪意識,，他們承認自己是有罪惡的；一種是謝恩意識,，感謝中國保存了他們的民族,；還有一種是追求的意識，即以新中國為日本未來的榜樣,。這三種意識是互相融合在一起,。

上面說到的竹內實教授在1953年隨日本輪船“黑潮丸”護送在日本殉難的中國工人的衣物回國，擔任隨船翻譯,。在天津大沽碼頭,，中國廖承志先生講話，竹內實擔任翻譯,，他涕淚滿面,，以致無法工作。當時的中國，對日本的這一代人來說,，既是沉重的,，又是炙熱的。它是新生,、和平,、人道的象征，是神圣的形象?，F(xiàn)在早稻田大學的一位老教授是我的老朋友,，她在50年代中期第一次歷盡千難萬險從香港取道來到中國。她告訴我說,，在當時日記上她寫道：“啊,，這是自由的國度，神圣的國度,！我實現(xiàn)了我的目標——到中國去,！我要實現(xiàn)我的追求——創(chuàng)造一個如中國這般自由幸福的日本！”我們在今天作為一個中國人讀起來還是很感動,。

反省中的日本知識分子,，表現(xiàn)了可貴的覺醒，實藤惠秀先生在1960年把當年從中國強行取走的文獻書籍歸還了中國,。他自己寫道：“日本侵略軍以查禁‘危險文書’為借口,，從中國淪陷區(qū)各大學搶走大批圖書雜志，運回日本……我以整理為名,，接受了一些資料,。今日細想起來，真是無法無天的罪行??！”他于1960年訪問中國，他說：“我把自己從中國用不正當手段拿走的40余冊圖書送還中國,。中國方面由對外文化協(xié)會會長楚圖南先生接受,。當時，我全身出了冷汗,。”（實藤惠秀《日本中國留學生史》）,。

這些都是很偉大的舉動,，它向中日兩國的國民，也是向世界顯示了懷抱有正義感的日本知識分子的真誠懺悔的良心,。

所有這些都表示在戰(zhàn)后的最初20年間,，兩國國民的心靈正在逐漸溝通，日本民族中具有良心覺悟的社會階層正與中國人民一起努力推進日中友好，在當時美蘇對立的險峻的“冷戰(zhàn)”格局中,，中國艱難地創(chuàng)造了東亞的和平,，并增進了中國在世界的地位。

這樣一種由民間發(fā)生的對中國的“原罪與反省”的中國觀,，在日本的各種政治勢力中也產生了實際的回響,。1954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周年，當時云集北京的日本眾議院和參議院議員就有近40位 ,，比日本國會內一個委員會的成員還要多,。他們中有在參加了斯德哥爾摩世界和平大會繞道蘇聯(lián)來訪的“日本議員團”，成員包括當時改進黨成員櫻內義雄,、園田直,、松浦周太郎，自由黨的西村直己,，勞農黨的黑田壽男,，共產黨的須藤五郎，右派社會黨的今澄勇,；還有從香港入境的“日本各黨派知名人士議員訪華團”,，包括自由民主黨山口喜久一郎、小川平三,、宇都宮德馬,，左派社會黨鈴木茂三郎、佐佐木更三,，右派社會黨河野密等人,。

如此眾多的日本政治家和社會知名人士聚集北京，表現(xiàn)了新中國的強大的吸引力,，也表明了尋求“日中友好”在當時日本的多層面中成為無法抵御的潮流,。在這些人士中，如圓田直后來成為福田內閣的外務大臣,，在1974年與中國合作完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宇都宮德馬長期擔任“日中友好協(xié)會”會長；黑田壽男,、櫻內義雄等,，一直是強有力地主張日中友好的上層政治力量的中流砥柱。

當然,，這并不表示在日本國內就沒有敵視中國的勢力了,，只是當時在強大的民主民族運動下，這種戰(zhàn)爭殘余勢力被壓抑下去了,，而沒有被顯現(xiàn)出來,。所以雖然當時國家之間并沒有正式的外交關系,，可是民間友好的渠道卻是越來越寬闊了。1972年中日之間建立正常邦交的時候,，周恩來總理說道：“這基本上是由于兩國在民間的友好運動而推動和獲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