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而為了籌集新政所需資金,，各種捐稅在晚清最后十年里可說是多如牛毛。使民眾不僅未能從新政中得到任何實惠,，反倒飽受其苦,。
鐵良 資料圖
本文系鳳凰網歷史專稿
1904年,，名不見經傳的戶部侍郎鐵良奉旨南下,，表面的使命根據1904年7月17日諭旨，是考察移建新廠問題,，而“順道”考察各省“財政利弊”,。（前據張之洞等奏江南制造局移建新廠一折。制造局廠關系緊要,，究竟應否移建,，地方是否合宜,，槍炮諸制若何盡利？著派鐵良前往各該處詳細考求,，通盤籌畫,，據實復奏。并順道將各該省進出款項,，及各司庫局所利弊，逐一查明,，并行具奏……該侍郎務須破除情面,，實力辦理，以副委任,。）
但事實上清政府派鐵良南下的真實目的,，地方心知肚明。在鐵良南下的第一站上海,，當?shù)氐摹毒娙請蟆繁阋浴睹窀F財盡何以堪此》為題,，指責鐵良此行是為了“收括東南之財富以供北京政府之揮霍”。
然而自太平天國運動以來,，清政府為剿滅起義軍,，將之前牢牢掌握住的軍權、財權下放地方,。使得地方勢力大漲,，經過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日甲午戰(zhàn)爭以及八國聯(lián)軍侵華事件,，特別是八國聯(lián)軍侵華時,，地方督撫們搞出的東南互保，地方督撫們搞出的東南互保,，公然斥責往昔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旨”是“偽詔”,。被很多人看做是清中央政府虛弱不堪的標志。
時任兩江總督的魏光燾也是這么看的：魏光燾,，湖南邵陽縣金潭鄉(xiāng)人,。少年時加入曾國藩兄弟組建的湘軍。在甲午戰(zhàn)爭時期,，隨劉坤一北上東北與日軍血戰(zhàn),。牛莊一戰(zhàn)，魏光燾曾指揮湘軍與日軍肉搏,，一直指揮在最前線,。甲午戰(zhàn)爭后，他先后被任命為江西布政使,、云南巡撫,、陜西巡撫,、陜甘總督、云貴總督,，1903年任兩江總督,。另外，在03年的蘇報案中,，魏光燾極力主張將章太炎,、鄒容自上海引渡回南京，明正典刑,。
從魏光燾的經歷可以看出,，相比鐵良，他稱得上功勛老臣,，而且還是晚清最大的地方實力派湘軍系領軍人物,。他有資格不把清政府放在眼中，事實上也是如此,。
他在1903年到任時就公然違反清政府關于軍政劃一的指示,，公然派家人在湖南招募了3000鄉(xiāng)勇，并交由自己親屬統(tǒng)領,。而在鐵良南下后,，還指示兩江總督管轄下的各省藩司（相當于副省長兼財政廳廳長）迅速造假清冊，彌補虧空,，以為敷衍,。在魏光燾看來，鐵良這次南下會和之前清政府集權努力一樣,，化為烏有,。
可事實卻出乎魏光燾預料，鐵良1903年7月19日到達上海,，7月22日清政府就下達上諭,，將魏光燾調任閩浙總督。（一年后被鐵良彈劾去職,。）于是湘軍系盤踞江南40年的歷史正式結束,。
攜拿下魏光燾的余威，鐵良毫不費力就從時任湖光總督張之洞手中拿走了江南制造局的主導權,，并將張之洞與魏光燾準備籌辦新廠的80余萬兩結余收歸中央,。并且從江南以及湖廣搜刮到現(xiàn)銀475萬兩。至此,，清中央政府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使地方督撫毫無還手之力,。鐵良準備乘熱打鐵，將地方最為重要的財源：土膏捐稅收歸中央,。但是,，這一次,，地方督撫們就不在束手就擒了，滿漢督撫們就這個問題和代表中央的鐵良展開了波瀾壯闊的斗爭,。
清末關于鴉片的分類和稱謂比較復雜,，“土藥”、“土膏”,、“燈膏”等,，時常出現(xiàn)于報章雜志及官員奏折中。土膏捐稅里的“土膏”,，是土藥及其所熬煙膏的合稱,，在清末官員的行文中，“土膏統(tǒng)捐”的含義就是對土藥和煙膏進行一次性合并征收的稅捐,。
土膏“統(tǒng)捐”的由來與晚清厘金制度和稅章混亂有關。至于土膏“統(tǒng)捐”,，簡單來說就是把之前多次重復征收的稅費變?yōu)橐淮涡哉魇?。這樣做減少了流通環(huán)節(jié)的損耗，非常有利于商品流通,。因此,，湖廣才一開征收益就超出了之間預計的30%。而后湖廣總督張之洞把這項政策擴大到了湘,、鄂,、贛、皖四省,，與此同時,，兩廣也在進行統(tǒng)一土膏捐稅的行為，收益同樣令地方官員滿意,。
而鐵良的建議無非就是打通兩廣和蘇閩四省,，把之前的四省土膏捐稅變?yōu)榘耸【瓒悺５缘胤蕉綋釤o論滿漢都不懼清政府中央拿下魏光燾的事實,，群起與中央爭辯,；原因在于，鐵良要把捐稅的收入收歸中央,。
鐵良的辦法是“此項收款均照二十九年收數(shù)作為各省定額,，由宜局合收分解，溢收之數(shù)零款存儲,，聽候撥用,。如此，則商民可免沿途苛累,，于各省進項亦復無損絲毫,，而國家有此進款似于大局不無裨益……”,。也就是說把各省本來可以不斷增長的收入變成了定額稅，而且還以各省才開始辦土膏捐稅統(tǒng)一,，成績不顯的1902年為定額,。
眾所周知，自太平天國運動以來,，清中央政府與地方在稅收上一直是地方給中央一個固定款數(shù),，而結余則歸地方督撫自行支配。但是在庚子國變后,，各省要分擔庚子賠款,，（以湖北為例。它承擔的庚子賠款數(shù)額為每年120萬兩）,。外國商品幾乎等于免稅,，地方財源相當枯竭。而土膏捐稅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則是一筆可以不斷上漲的活錢,。按照當時外國公使的統(tǒng)計,，八省土膏捐稅數(shù)額達1700萬兩—6700萬兩白銀。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估計每年為4500萬兩,。
本來這筆錢是地方拿大頭的,，但鐵良建議把八省土膏捐稅收歸中央后，用當時外國人的說法“（八省土膏統(tǒng)捐）的根本原則厥為土藥稅收悉由北京的中央政府從省當局拿走,，并由中央承辦,。各省收到相當?shù)墓潭顢?shù)，中央則獲得其結余,，而不是像中國的通則那樣,，中央政府僅從各省收受一固定款數(shù)。”（英國駐宜昌領事館員H.A.Ottewill）這筆錢大部分被中央拿走,。
因此就不難理解為何以張之洞為首的地方督撫軟磨硬抗反對鐵良“八省土膏捐稅收歸中央”的提議了,。根據統(tǒng)計，明確上奏折反對的除了張之洞外,，還有湖北巡撫端方,、云南巡撫李經羲、兩廣總督岑春煊,、四川總督錫良等人,。
當然，經過中央與地方幾次博弈,，以及中央對地方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讓步后,，最后土膏捐稅還是收歸了中央。清政府也終于掌握到了一筆巨額款項,。
1904年鐵良南下與地方爭財源,，表面看是中央搜刮地方,，深層次原因是新政實在太花錢了。
清末推行新政的時機并不算好,，僅“庚子國變”所鬧下的巨額賠款,，已足以令清廷喘不過氣來。但是,，在“不變亦亡,、亡國亡種”的壓力下，清廷為推行新政,，也只能以“赤字財政”作為代價,。
據周育民在《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一書中的統(tǒng)計，1903年清廷的財政收入為10492萬兩,，支出為13492萬兩,，當年赤字3000萬兩；到了1910年,，累計的赤字已達8000萬兩,，而后一年（1911年）的預算收入為29696萬兩，預計支出為33865萬兩,，當年的預計赤字就高達4000萬兩，如果加上歷年的累積赤字,，幾乎占到了當年預算收入的一半,。從這些數(shù)字可以看出，清廷最后十年的財政收入有了極大幅度的增長,，但支出的數(shù)額卻更大,。
隨著清末各項新政的逐次鋪開，財政支出的日益擴大,，整個帝國的財政情況仍不容樂觀,。在清末十年中，中央財政赤字已經是見慣不怪,，各省財政狀況也大多是出大于入,，譬如1909年，奉天（今沈陽）歲入580萬兩,、歲出940萬兩,；吉林歲入180余萬兩、歲出450萬兩,；黑龍江歲入90萬兩,、歲出200萬兩；山東每年虧空150余萬兩等,。在財政匱乏的各省中,，支大于收在百萬兩以上的有貴州,、江蘇、安徽,、福建,、廣西、湖南,、云南,、江西、湖北,、四川十?。ㄅ碛晷拢骸缎梁ジ锩扒逋醭斦谋罎ⅰ罚乐氐呢斦嘧?，使得各省督撫們在談及財政問題時無不搖頭嘆息,，“支絀”二字幾乎成為他們的口頭禪。
清廷及地方各省為推行新政而征斂無度,，進而導致民生日困,，清末山西巨人劉大鵬在《退想齋日記》對本省濫增稅費的情況大發(fā)感慨：“閱邸報及晉報，當時要政只以富強為尚,，而大小臣工莫不講求利權,，向民間搜刮財利，修鐵路,，開礦務,，加征加稅，不一而足,，民心離散,，并不顧慮”（1902年12月9日）；“現(xiàn)在捐款甚多,，廣東捐及妓院,，謂之保良捐，廣西捐及賭局捐,。”
而為了籌集新政所需資金,，各種捐稅在晚清最后十年里可說是多如牛毛。使民眾不僅未能從新政中得到任何實惠,，反倒飽受其苦,。由于清末“民生已極凋敝，加以各省攤派賠款,，益復不支,。剜肉補瘡，生計日蹙？各省督撫因舉辦地方要政,，又復多方籌款,，幾同菏澤而漁。”這樣導致“以前不辦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辦自治巡警學堂，無一不在百姓身上設法”,。
正如時論所道：“夫今日上官之督責文書,，以責成其僚屬也，但曰舉辦新政,；僚屬之奔走喘汗,，以報最于上官也，但曰舉辦新政,?？汲伤P，悉在于是,。敝精費神,，曾無實效。涂澤粉飾,，上下相蒙,，而吏治之清濁，民生之舒慘,，置之不復過問,。不肖之吏，且假非驢非馬之新政,，以肆其狼貪羊狠之私謀,，驅其民而納之罟攫陷阱之中,，以至激成大變,，則飾說以欺蒙上官，巧辭以自為解免,。即得處分,，罷官而止矣；鉆營夤緣,，旋即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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