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小學教材被爆出用“姥姥”一詞替代了原文的“外婆”，引發(fā)了軒然大波,。官方給出的解釋是“姥姥”一詞是普通話,，“外婆”是方言，所以“姥姥”取代了“外婆”實屬天經地義,。結果,，非但沒有平息爭議，反而引爆了更大的輿論口水,，甚至引發(fā)了專業(yè)學者的反駁,。今天，上海市教委對該事件做出來處理意見,，大意是說：將《打碗碗花》一文中的“姥姥”恢復為原文中的“外婆”一詞,。

筆者無意質疑字典對“方言”的解釋,，本文將專注于解釋上海人為什么對“外婆改姥姥”反應這么大。

上海人與上海話的形成

我們今天所說的上海人,，其實并非這片土地的原住民,。在上海話的語境里，“本地人”和“上海人”往往是分開的兩個詞匯,。前者專門指代從古代就定居于松江,、崇明、青浦等地的農,、漁民,，后者則指鴉片戰(zhàn)爭后從全國各地匯聚于上海的移民后代，主要聚集在市區(qū),。今天全國人民所說的“上海人”其實是指后者,，所謂“三代以上沒有上海人”也不精確，應該說市區(qū)都是移民后代,，沒有本土人,。

清末的上海依稀有了日后遠東第一城的影子

但是，清末民國受制于交通,，所以大部分上海市區(qū)的市民依舊是周邊城市的移民,，而非今天這樣是全國人民聚上海。今天上海人的戶籍一欄依舊有著“祖籍”這一欄,，上面填寫的主要也是寧波,、紹興、舟山,、蘇州,、無錫、常州,。這塊區(qū)域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吳語區(qū)”,，語言發(fā)音和結構都非常接近，彼此可以直接用方言交談,。

這個時候的上海還處于“華養(yǎng)雜居”的階段,，歐美移民的比例遠比今天要大。長期同居難免互相影響,，所以上海話中有大量的英語詞匯,，如混槍斯（chance）,，嘎三胡（gossip）,，接靈子（leads）等等。其中有些借助上海的地位成功進入了普通話中,，成了全國人民的日常用語,，如羅宋湯（Russian）,，癟三（beg sir），時髦（smart）,，蹩腳（bilge）等,。

20世紀的上海要比今天更加國際化

上海話正是在這樣一種環(huán)境下形成的，我們也能從書面語中發(fā)現(xiàn)上海話的變化,，比如30年代的上海用來表達“我們”的詞語是“吾尼”來自蘇南地區(qū),，到了40年代則變成了“阿拉”來自寧波-舟山地區(qū)。

當然有光就有影,，來自兩淮的移民沒能在上海話中留下自己的印記,。因為相比蘇南浙東籍貫的中國人以及西洋人，兩淮的移民雖然人數(shù)眾多,，但是經濟水平卻很糟糕,。那個年代凡事說話帶上那么一丁點江淮口音的人，就會被打成“蘇北人”,，以后婚假和交友都會遇到不小的麻煩,。

其他地區(qū)的居民則奉行在家說自己的家鄉(xiāng)話，出門說上海話（即已形成的通用方言）的規(guī)則,。直到今天一些保守的中老年人依舊會遵守這一規(guī)矩,。

推普與方言衰退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華民國開始系統(tǒng)化地推廣國語,。1913年,，中國讀音統(tǒng)一會制定了“國音”系統(tǒng)，它的特點是“京音為主,，兼顧南北”,，具有入聲，史稱“老國音”,。當時對國語標準音存在爭論,。一派支持國音，即主張“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另一派支持京音，即主張“純以北京話為標準”,。1920年,，南京高師英文科主任張士一發(fā)表《國語統(tǒng)一問題》，主張以北京音為國音標準,，這個主張得到認可,。1923年，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決定成立“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并確定采用北京語音作為標準,，稱為“新國音”,。1932年5月，中華民國教育部正式發(fā)布以新國音為準《國音常用字匯》,，并指出所謂以現(xiàn)代的確北平音標準音者,，系指‘現(xiàn)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事實上,，我們現(xiàn)行的漢語標準語更接近與北京附近的承德方言而非北京土音）,。這標志著現(xiàn)代漢語標準語第一個系統(tǒng)--國語系統(tǒng)的正式形成。

上海一家幼兒園旁的標語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國語被改名“普通話”,，取其普遍共通之意。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在北京舉行,，確立了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1956年2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fā)布《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該文件明確對普通話做了規(guī)定，即“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xiàn)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guī)范”。

作為中國的招牌大都市,，上海自然是推普的重點對象,。今天去上海學習、打工的年輕人會發(fā)現(xiàn),，上海的老阿姨們都會說普通話,，至少能聽懂，國語的普及情況遠比同期其他地區(qū)來的強,。

但是,，這個并沒有消滅上海話，一直到九十年代為止,，大家上的對話依舊是上海話為主,。理由也很簡單，普通話只是官方的用語,，除非遇到非常正式的場合,，否則普通話只是國家要求下學習的語言罷了，日常用語依舊是本土方言,。

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上海的人口結構沒有變化,，只是學會了普通話

時間到了90年代情況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改開的浪潮終于到了上海市,。隨著而來的是民國之后最大的一波移民潮,，這一次覆蓋地域更廣，并且持續(xù)至今,，同時也給上海帶來了全國各地非吳語區(qū)的方言,。出于交流的目的，也出于“不想讓中心城市滿大街都是各種方言,，導致交流障礙”的目的,，全市加強了推普。

筆者作為一名90后,，還記得小時候教師的門口貼著請講普通話的標語,。如果和同學對話使用了上海話，立刻會被老師訓斥,。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就變成了班級里幾乎都是上海小孩，彼此對話依舊是普通話,。有些同學的家長也不強迫小孩回家使用上海話,，久而久之一些同學已經不會說上海話了。筆者也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很多時候一個意思能清晰地用字正腔圓的普通話表達,，卻無法使用上海話表達。這也是上海青年人的普遍情況,，能用上海話說話,，但是詞匯發(fā)音明顯受到普通話的影響。

90后和00后的方言能力退化一直是上海中年人的心病

更重要的是學校養(yǎng)成的習慣已經根深蒂固,，到了社會上兩個上海青年對話也習慣用普通話而非上海話,，哪怕知道對方是上海人。這對一門語言來說十分致命,，要是語言不能夠被使用,，或者只能夠在家庭這種最小共同體中使用，那么就等同于一門死語言,。這無疑讓很多上海人不愿意接受,，在他們的要求下，公交車滬語播報,，只說上海話的電視臺等等應運而生,。可惜,，這些面對國家力量的“推普機”終究只是杯水車薪,。

沖突的根源

可能有人會問，既然上海話形成時間并不久,，“上海人”也只是早先移民的后裔,，為什么就不能接受新時代的移民和語言呢？答案出在方式上,，如上文所述,，上海話經過清末民國移民自然融合產生，是純粹的民間力量,。而從小學乃至幼兒園階段,，強制接受普通話的手段非常容易激發(fā)人的逆反心理。原本正確的政策也會因為“一刀切”而變得不那么正確,，甚至會因為激發(fā)抵抗心態(tài),，導致正確的政策流產。

90年代的上海遠沒有今天繁華,，但是族群沖突也遠不如今

作為一個族群,，語言是最重要的紐帶，上海話一旦消失,，“上海人”這個群體也就不復存在,。更讓老上海焦慮的是，作為上海話最后一個陣地“家庭”也面臨著時代的考驗,。青年人對老一輩的“只和上海人結婚”不感興趣,，不乏違背父母意愿尋找外省市伴侶的年輕人。“只要雙方情投意合,，緣分來的時候,，地域是擋不住愛情發(fā)生的幾率的”，持有此類觀點的年輕人已經占據上海青年的多數(shù),。

大數(shù)據也支持這一點,，2008年在上海市民政部門辦理國內結婚登記的兩地婚姻為53214對，占國內結婚登記的38.3%,。2009年兩地婚姻為56217對,，占38.1%。有41874位外地媳婦嫁入上海,，占總數(shù)七成之多,。

當然不少保守的家庭寧可去相親也不愿意子女和外地人結婚

筆者曾經詢問過幾名已婚的同學，是否會不顧伴侶意愿,，教自己后代說方言,。他們大都表示如果妻子堅決反對，那么他們就不會教育后代說上海話,。萬幸的是他們的妻子比較通情理,，現(xiàn)在不乏能說一點“洋涇浜”上海話的。這樣的例子其實也不少，可惜不少老年人只會念叨著XX的兒子娶了個外來妹,，連親媽和兒子說上海話都不允許,。

在網絡上，這類惡意的消息被放大了,，又反過來促進了地域沖突

這種情緒化的信息在網上被添油加醋地描述一番后就成了“戰(zhàn)場”,，外地人會覺得上海人太“排他”，而上海人則覺得家鄉(xiāng)說家鄉(xiāng)話是幾千年的傳統(tǒng),，憑什么被改變？

網絡上的口水,，生活中的沖突讓這個話題充滿著敏感和火藥,，仿佛一點就能爆炸。這次“外婆”改“姥姥”,，很多人表示看《家有兒女》才知道外祖母居然可以這么被稱呼,。原本只是“是否尊重作者意愿”的事情一下子被上升到了“文化霸權”的等級。因為,，作者本人祖籍是西北人,，同樣用“外婆”一次，可見這是“外婆”大半個中國的通用語?，F(xiàn)在,，僅憑字典一改，一句“方言”定性,，直接就能不經過作者允許更改課文,。這直接引爆了被壓制幾十年的本土情緒。

萬幸的是這一次大部分人都表示“姥姥”確實不常用,，“外婆”才是“外祖母”的口語表達,。而相關部門有及時注意到了民眾的反應，迅速對該事件做出了更為柔性的處理,。

筆者期待以后類似這樣的情況能夠多一些,，因為教條的行政命令確實與不合現(xiàn)實，哪怕方言會改變,，會消失,，筆者也希望是上海人和外省市不斷通婚，彼此同化的結果,，而不是字典和幾個行政命令,。畢竟，人們都知道,，“自然死亡”和“被斬首”還是有區(qū)別的,。

責編：馬鐘鸰 PN018